■ 郭元鹏
　　每月处罚案件数量稳定在2-3件，罚款金额集中于2000-2500元区间……河南的这个案件中，“整齐化数据”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趋利性执法的沉疴。从“群接龙打卡”的任务倒逼到罚款金额的精准卡位，这种将执法异化为“创收指标”的操作，在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的今天更显荒诞刺眼。
　　执法的本质是守护公共利益，消防执法尤应聚焦隐患排查与生命防护。但河南该县23个街镇近半年每月稳定2-3起处罚、罚款集中在2000-2500元的反常数据，暴露的是执法逻辑的彻底扭曲。当“微信工作群下达指标”“月末通报考核”成为执法指挥棒，执法者自然会从“找隐患”转向“凑案子”，可能对轻微违法过度处罚，却对重大风险视而不见——毕竟前者能快速完成任务，后者需耗费更多精力且无“创收”价值。这种本末倒置，会让消防执法的安全屏障沦为“纸面防线”。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现象并非孤例。趋利性执法往往与财政压力挂钩。部分地方将罚没收入视为“补充财源”，甚至通过隐性机制与执法经费挂钩，催生“以罚养政”的畸形生态。但这种短视行为的代价惨重：企业在“不缴费怕检查”的焦虑中耗费精力，公众在“执法只为罚款”的认知中丧失信任，最终动摇的是法治根基与政府公信力。
　　所幸，本案中行政执法监督部门的及时介入，彰显了监督纠错的力量。通过出具《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叫停指标考核，正是对“严禁下达罚没指标”政策要求的刚性落实。这启示我们，根治顽疾需多管齐下，既要像浙江那样用大数据平台识别异常执法，用“企业宁静日”减少扰企检查，更要切断利益链条，落实“收支两条线”，将“隐患整改率”“群众满意度”纳入考核核心。
　　执法权是公器，绝非“创收工具”。这起案例的曝光，既是警示也是契机。唯有让执法回归“为民护民”的初心，用制度笼子管住逐利之手，才能让法治真正成为营商环境的“定心丸”与社会秩序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