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勇海
　　学费、游戏费、保险等领域的退款，本是普通的消费场景，一些人却从中找到生财之道，做起“职业代退”，形成“黑灰产”。其中折射出消费维权仍存在较大困境——维权渠道不通畅，导致维权效率低、难度大。比如近日，一则“演唱会前夕亲人离世，平台拒退门票”的话题引发关注——西安消费者白先生的祖母去世后，他向票务平台提交了死亡证明申请退票，却被以“购票页已注明不支持退换”为由拒绝。事件发酵后，平台最终退还580元票款，此时距离白先生提出退票申请已过去9个月。
　　那么，基于消费者维权困难，“职业代退”就有理由存在吗？非也。据报道，“职业代退”的套路通常是反复致电商家，通过软硬兼施强迫退款，包括以投诉、诉讼为名威胁相关企业，在社交平台发布企业负面信息，还有一些伪造证明骗取退款。或利用12315、各地便民热线等对商家施压，不仅给属地行政监管增加了巨大压力，且让相关商家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源处理这等事务，同时又向消费者索取高额退费佣金。如此两头“通吃”，不仅吃相太难看，而且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信用体系。
　　甚至，有的“职业代退”走上诈骗、敲诈勒索道路。一类是以维权之名行诈骗之实，不少消费者被“职业代退”要求签订委托协议、下载App、提供个人信息等，结果损失数百元到上万元不等。有的消费者被要求“充值返现”，先充钱才能退钱。有的消费者因提供了个人信息被冒名借贷、套现，或信息被转卖。提供代退服务的多为个人或非法机构，消费者一旦遭遇退费骗局，很难维权。一些消费者寄希望于花“小钱”保“大钱”，结果被诈骗造成个人财产进一步损失。
　　另一类是对商家敲诈勒索，性质类似于“职业打假人”恶意索赔。2023年5月，福建福州连江县人民法院判决6名涉“代理退保”黑产不法人员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期8个月）到有期徒刑3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2000元至1万元不等的罚金。这是全国首例以“敲诈勒索罪”公诉案件判决的“代理退保”黑产案件。有律师指出，如果消费者为了退费，与“职业代退”一道虚构退费理由，可能构成诈骗共犯。
　　由此可见，消费者应谨慎对待“职业代退”，切莫轻信，避免因小失大，应通过官方渠道协商退款事项，协商不成可向消协投诉或通过诉讼等方式解决。各类商家要建立更完善的退费机制，例如提供便捷的在线退费通道、明确退费规则，减少消费者因流程复杂、维权困难而寻求外部代退服务的需求，限制退款等并不明智。在退款过程中可强化信息核验，要求本人处理退费事项，以防止冒名代退。而相关部门则应加强执法力度，打击非法代退机构的运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