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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化破解未成年人网络依赖治理难题
■雷永莲
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网络深度嵌入广大未成年人的日常学习与生活。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98.3%，城乡普及率差距收窄至0.4个百分点。网络的普及为未成年人学习和成长提供了极大帮助，但短视频沉迷和AI情感陪伴等网络依赖风险加大。网络依赖的实质，是未成年人明知过度使用有害却无法自控，虚拟网络满足现实中缺失的情感需求与认同需要，进而出现学业滑坡、亲子冲突和身心健康受损等后果。算法推荐的精准诱导，现实情感支持的不足，家庭监护的缺位和学校引导的乏力，多重因素交织决定了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不可能靠单一主体、单一手段化解，只能依靠法治化和制度化手段予以回应。
构筑从立法到司法的法治化保护体系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难题，我国已构筑起相对完善的法治化保护体系。政府、学校、家庭、平台乃至智能终端厂商均被纳入主体责任网络，覆盖从内容供给、算法设计、使用时段到校外经营行为的网络使用全链条，构建起民事、行政乃至刑事相互衔接的责任追究机制。
一是构建法律框架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专设“网络保护”一章，明确政府、学校、家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防治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将监护人责任法定化，要求监护人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二是实现专门化、精细化的行政法规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专设“网络沉迷防治”一章（第39至49条），系统确立学校、监护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三方义务，要求平台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沉迷的产品和服务，标志着未成年人网络依赖防治工作从“提倡”走向“强制”。
三是部门规范持续发力。2024年11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提出终端、应用和分发平台三方联动的总体方案。2025年4月29日，正式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家长可“一键启动”，并按年龄分层配置相应内容，将以往分散在各个应用内的“青少年模式”升级为三方联动的系统性防护。2026年9月18日，国家网信办就《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要求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和社交等服务时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平台须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不得设置诱导沉迷和情感依赖的算法模型，并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服务。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规制的着眼点，已从以往简单的时间控制深入到算法治理和情感依赖治理层面。
四是地方立法与司法解释共同构成落地支撑。《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专设“网络保护”“特殊保护”章节，其第48条规定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带入课堂，并针对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强化保护措施。2025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违法犯罪惩处典型案例，以司法裁判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明确监护人责任。
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法治化治理难点
但审视具体工作成效，发现未成年人网络依赖治理落地仍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防沉迷技术防线存在绕行空间。防沉迷系统以身份识别为前提，而黑灰产业恰恰在身份验证环节撕开缺口。媒体曾多次曝光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监管的租号、买号和代练等黑产。
二是未成年人模式“建而不用”。未成年人模式全面升级后，技术能力已相当完备，但需家长和未成年人主动开启。在现实生活中，相当数量的家庭从未开启未成年人模式，部分未成年人以影响使用体验为由抵触，部分家长甚至不知道或不屑于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法律可以强制平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却难以强制家庭使用，技术供给与制度落地之间隔着“使用意愿”的鸿沟。
三是家庭监护责任落实不均。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案例中，一名17岁学生使用父母实名账号打赏主播650余万元，其父母多次刷脸解除消费限制，法院认定监护人构成默示同意，相应损失须自行承担。广州互联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母亲刷脸帮孩子解除防沉迷限制后又诉请返还充值款项，法院判决其自担相应责任。诸多司法案例表明，监护人监护责任落空。在贵州一些地方，留守家庭的未成年人由祖辈照护，老人对智能设备、支付验证和模式设置了解不多，监护意愿与监护能力存在明显落差，留守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面临突出难题。
四是新型网络依赖形态规制相对滞后。网络依赖的对象，正在从游戏、短视频扩展至人工智能产品。CNNIC报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5.15亿，其中19岁及以下用户占33.8%。AI陪伴和虚拟恋人等产品以高度拟人化的角色设置回应未成年人情感需求，其成瘾机制比传统内容产品更加隐蔽。《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26年7月15日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服务。
五是基层协同治理机制尚待健全。贵州虽已建立起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9个市（州）、88个县（市、区）全部建立相应机制，持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但县域层面的信息共享、发现报告和干预流程仍需细化，机制建立和高效运行之间尚有距离。
以法治协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依赖治理效能
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限制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唯有以法治协同为主线，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让制度的刚性约束与社会的温情守护同向发力，才能帮助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
一是推动未成年人模式从“建起来”到“用起来”。开展未成年人模式使用推广专项行动，将其操作指导纳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学校家长学校课程内容，把会不会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作为家长网络素养的基本功。督促平台优化默认设置与开启引导，降低使用门槛。依托村级儿童主任和学校教师开展农村留守家庭入户指导，帮助祖辈照护人完成设置。
二是以公益诉讼和行政执法压实平台与校园周边经营主体责任。在全省范围排查校园周边租机、租号和代练等灰色经营行为。推动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衔接，明确市场监管、文化执法和教育部门的管辖边界，消除“谁都管不着”的真空地带。督促线上租号平台落实实名核验和未成年人交易拦截义务。
三是细化家庭监护的制度供给。对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家庭，检察机关、法院应依法发出《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借助典型案例把“刷脸放任即担责”等裁判规则向社会明示。依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委托照护制度，向家庭提供网络素养培训和照护人实操指导等服务，使监护能力与监护责任相称。
四是完善县域分级预警与转介干预机制。依托全省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围绕“学校发现报告、乡镇核实评估、部门分级干预”的工作链条，畅通教育、民政、公安、卫健、妇联等跨部门信息共享渠道，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顺畅运转。
五是以地方立法和配套规则回应新型依赖风险。国家层面的相关法规尚在制定过程中，可在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上先行一步，积极探索AI陪伴产品和算法诱导设计等监管细则，明确面向情感类人工智能产品的准入限制和使用规范。充分发挥贵州数智产业发展优势，支持企业研发面向未成年人的内容识别和风险预警技术，真切将产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观山湖区第十五中学。本文系2026年贵州省青年发展研究课题《数智时代贵州青少年网络依赖行为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研究（编号：QNYB26078）》阶段性成果。】
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网络深度嵌入广大未成年人的日常学习与生活。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98.3%，城乡普及率差距收窄至0.4个百分点。网络的普及为未成年人学习和成长提供了极大帮助，但短视频沉迷和AI情感陪伴等网络依赖风险加大。网络依赖的实质，是未成年人明知过度使用有害却无法自控，虚拟网络满足现实中缺失的情感需求与认同需要，进而出现学业滑坡、亲子冲突和身心健康受损等后果。算法推荐的精准诱导，现实情感支持的不足，家庭监护的缺位和学校引导的乏力，多重因素交织决定了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不可能靠单一主体、单一手段化解，只能依靠法治化和制度化手段予以回应。
构筑从立法到司法的法治化保护体系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难题，我国已构筑起相对完善的法治化保护体系。政府、学校、家庭、平台乃至智能终端厂商均被纳入主体责任网络，覆盖从内容供给、算法设计、使用时段到校外经营行为的网络使用全链条，构建起民事、行政乃至刑事相互衔接的责任追究机制。
一是构建法律框架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专设“网络保护”一章，明确政府、学校、家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防治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将监护人责任法定化，要求监护人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二是实现专门化、精细化的行政法规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专设“网络沉迷防治”一章（第39至49条），系统确立学校、监护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三方义务，要求平台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沉迷的产品和服务，标志着未成年人网络依赖防治工作从“提倡”走向“强制”。
三是部门规范持续发力。2024年11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提出终端、应用和分发平台三方联动的总体方案。2025年4月29日，正式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家长可“一键启动”，并按年龄分层配置相应内容，将以往分散在各个应用内的“青少年模式”升级为三方联动的系统性防护。2026年9月18日，国家网信办就《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要求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和社交等服务时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平台须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不得设置诱导沉迷和情感依赖的算法模型，并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服务。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规制的着眼点，已从以往简单的时间控制深入到算法治理和情感依赖治理层面。
四是地方立法与司法解释共同构成落地支撑。《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专设“网络保护”“特殊保护”章节，其第48条规定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带入课堂，并针对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强化保护措施。2025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违法犯罪惩处典型案例，以司法裁判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明确监护人责任。
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法治化治理难点
但审视具体工作成效，发现未成年人网络依赖治理落地仍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防沉迷技术防线存在绕行空间。防沉迷系统以身份识别为前提，而黑灰产业恰恰在身份验证环节撕开缺口。媒体曾多次曝光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监管的租号、买号和代练等黑产。
二是未成年人模式“建而不用”。未成年人模式全面升级后，技术能力已相当完备，但需家长和未成年人主动开启。在现实生活中，相当数量的家庭从未开启未成年人模式，部分未成年人以影响使用体验为由抵触，部分家长甚至不知道或不屑于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法律可以强制平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却难以强制家庭使用，技术供给与制度落地之间隔着“使用意愿”的鸿沟。
三是家庭监护责任落实不均。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案例中，一名17岁学生使用父母实名账号打赏主播650余万元，其父母多次刷脸解除消费限制，法院认定监护人构成默示同意，相应损失须自行承担。广州互联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母亲刷脸帮孩子解除防沉迷限制后又诉请返还充值款项，法院判决其自担相应责任。诸多司法案例表明，监护人监护责任落空。在贵州一些地方，留守家庭的未成年人由祖辈照护，老人对智能设备、支付验证和模式设置了解不多，监护意愿与监护能力存在明显落差，留守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面临突出难题。
四是新型网络依赖形态规制相对滞后。网络依赖的对象，正在从游戏、短视频扩展至人工智能产品。CNNIC报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5.15亿，其中19岁及以下用户占33.8%。AI陪伴和虚拟恋人等产品以高度拟人化的角色设置回应未成年人情感需求，其成瘾机制比传统内容产品更加隐蔽。《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26年7月15日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服务。
五是基层协同治理机制尚待健全。贵州虽已建立起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9个市（州）、88个县（市、区）全部建立相应机制，持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但县域层面的信息共享、发现报告和干预流程仍需细化，机制建立和高效运行之间尚有距离。
以法治协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依赖治理效能
未成年人网络依赖行为治理，限制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唯有以法治协同为主线，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让制度的刚性约束与社会的温情守护同向发力，才能帮助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
一是推动未成年人模式从“建起来”到“用起来”。开展未成年人模式使用推广专项行动，将其操作指导纳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学校家长学校课程内容，把会不会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作为家长网络素养的基本功。督促平台优化默认设置与开启引导，降低使用门槛。依托村级儿童主任和学校教师开展农村留守家庭入户指导，帮助祖辈照护人完成设置。
二是以公益诉讼和行政执法压实平台与校园周边经营主体责任。在全省范围排查校园周边租机、租号和代练等灰色经营行为。推动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衔接，明确市场监管、文化执法和教育部门的管辖边界，消除“谁都管不着”的真空地带。督促线上租号平台落实实名核验和未成年人交易拦截义务。
三是细化家庭监护的制度供给。对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家庭，检察机关、法院应依法发出《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借助典型案例把“刷脸放任即担责”等裁判规则向社会明示。依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委托照护制度，向家庭提供网络素养培训和照护人实操指导等服务，使监护能力与监护责任相称。
四是完善县域分级预警与转介干预机制。依托全省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围绕“学校发现报告、乡镇核实评估、部门分级干预”的工作链条，畅通教育、民政、公安、卫健、妇联等跨部门信息共享渠道，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顺畅运转。
五是以地方立法和配套规则回应新型依赖风险。国家层面的相关法规尚在制定过程中，可在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上先行一步，积极探索AI陪伴产品和算法诱导设计等监管细则，明确面向情感类人工智能产品的准入限制和使用规范。充分发挥贵州数智产业发展优势，支持企业研发面向未成年人的内容识别和风险预警技术，真切将产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观山湖区第十五中学。本文系2026年贵州省青年发展研究课题《数智时代贵州青少年网络依赖行为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研究（编号：QNYB26078）》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