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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知之学”涵养治理智慧
■ 刘秀芳 刘小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准群众诉求，及时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和矛盾。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温度、体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窗口。当前，我省大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既需制度法治保障，也需人文涵养。作为阳明心学的诞生地，贵州在阳明文化转化运用上拥有资源优势。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核心在于：良知是人人内心本具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无需外求；“致”即体认、践行，以求知行合一。基层治理中的情理纠葛、参与不足、干部自觉等诸多问题，其根源之一是“人心”问题。王阳明“良知之学”直指人心，激发内在是非判断与向善本能，使矛盾双方扪心自问、将心比心，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以“良知之学”涵养明辨是非之心，筑牢基层善治的“领头雁”。“致良知”学说的核心在于去除私欲遮蔽，回归本然的是非之心。基层干部是治理体系的骨干力量，涵养基层干部明辨是非之心，需将“良知之学”融入教育培训体系。在各级党校和基层干部培训班中开设阳明文化专题，避免哲学概念堆砌，引导干部思考“依良心办事”“将心比心”的日常体现。如贵阳市修文县组织基层干部学习《传习录》并撰写“良知心得”，许多干部反映，遇到棘手问题时多问一句“如果是我的家人，我会怎么处理”，决策便有了温度。另外，应推行“良知反省”机制。在村（社区）定期召开“良知恳谈会”，干部对照“是否有私欲遮蔽”“是否真心为群众着想”进行自我检视，群众也可直言评议。这既是监督，更是德性涵养。同时，探索建立“知行合一”的考核导向。评价干部时，既应关注数据指标，也应重视群众口碑与内心认同，使“致良知”从道德要求转化为制度激励。
以“良知之学”创新矛盾调解，织密基层善治的“化解网”。基层大量矛盾并非法律上的是非之争，而是情理纠葛与心结之困。诸如婆媳矛盾、邻里纠纷、土地边界争议，仅靠一纸判决往往“案结事未了”。王阳明“良知之学”恰好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每个人内心皆有是非之秤，能辨基本对错。调解员的任务不是充当裁判，而是引导当事人“扪心自问”“换位思考”。贵州部分地区正在探索“良知调解法”，设立“良知调解室”，调解员经过专门培训，掌握以提问代替说教的技巧。例如，问当事人“你觉得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想？”“你心里认为这件事谁做得妥不妥？”引导双方表达各自的良知判断，这往往比任何调解协议更能触及根本。下一步，应建立“良知评议”回访机制，既要考察协议是否履行，也要询问当事人“心里是否真的服了”，以引导实现事心双解。
以“良知之学”激活群众参与感，夯实基层善治的“压舱石”。基层治理常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困境。群众不参与，治理就成了无源之水。“致良知”学说强调“不假外求”，人人皆是道德主体，均有能力与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这为唤醒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提供了哲学根基。具体而言，应开展“良知进村寨”活动，将阳明文化的传播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民族村寨，可结合侗族大歌、苗族古歌、布依族山歌等编创“良知歌谣”，在“村晚”、路边音乐会中传唱；在城镇社区，可组织“良知故事会”，让群众讲述身边将心比心、助人为乐的事例。建立“良知积分”制度，借鉴道德银行、文明积分等做法，对热心公益、诚实守信、邻里互助的群众给予积分奖励，可兑换物品或服务，使“依良心行事”既获精神认可，亦得物质激励。此外，应培育“良知带头人”，发掘公道正派、热心肠、群众信任的普通居民，通过示范引领，形成“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片”的扩散效应。
以“良知之学”融入制度规范，构建基层善治的“长效链”。文化需要制度的承载，才能从“软要求”变为“硬约束”。将“良知之学”融入基层善治，必须推进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机制建设。首先，应将“致良知”理念转化为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的有机内容。不是机械地写上“致良知”三个字，而是用“遇事讲良心”“邻里将心比心”“做人问心无愧”等群众能懂能行的表述，使德治要求落地生根。其次，创建“良知村寨”“良知社区”。可在贵阳市修文县等阳明文化资源富集地区尝试打造和推广，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最后，健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长效机制。表彰宣传在基层治理中践行“致良知”表现突出的集体与个人，同时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适度约束违背良知、破坏公序良俗的行为，形成“德者有得、失德受教”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本文系省社科规划课题〔25GZYB61〕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准群众诉求，及时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和矛盾。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温度、体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窗口。当前，我省大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既需制度法治保障，也需人文涵养。作为阳明心学的诞生地，贵州在阳明文化转化运用上拥有资源优势。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核心在于：良知是人人内心本具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无需外求；“致”即体认、践行，以求知行合一。基层治理中的情理纠葛、参与不足、干部自觉等诸多问题，其根源之一是“人心”问题。王阳明“良知之学”直指人心，激发内在是非判断与向善本能，使矛盾双方扪心自问、将心比心，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以“良知之学”涵养明辨是非之心，筑牢基层善治的“领头雁”。“致良知”学说的核心在于去除私欲遮蔽，回归本然的是非之心。基层干部是治理体系的骨干力量，涵养基层干部明辨是非之心，需将“良知之学”融入教育培训体系。在各级党校和基层干部培训班中开设阳明文化专题，避免哲学概念堆砌，引导干部思考“依良心办事”“将心比心”的日常体现。如贵阳市修文县组织基层干部学习《传习录》并撰写“良知心得”，许多干部反映，遇到棘手问题时多问一句“如果是我的家人，我会怎么处理”，决策便有了温度。另外，应推行“良知反省”机制。在村（社区）定期召开“良知恳谈会”，干部对照“是否有私欲遮蔽”“是否真心为群众着想”进行自我检视，群众也可直言评议。这既是监督，更是德性涵养。同时，探索建立“知行合一”的考核导向。评价干部时，既应关注数据指标，也应重视群众口碑与内心认同，使“致良知”从道德要求转化为制度激励。
以“良知之学”创新矛盾调解，织密基层善治的“化解网”。基层大量矛盾并非法律上的是非之争，而是情理纠葛与心结之困。诸如婆媳矛盾、邻里纠纷、土地边界争议，仅靠一纸判决往往“案结事未了”。王阳明“良知之学”恰好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每个人内心皆有是非之秤，能辨基本对错。调解员的任务不是充当裁判，而是引导当事人“扪心自问”“换位思考”。贵州部分地区正在探索“良知调解法”，设立“良知调解室”，调解员经过专门培训，掌握以提问代替说教的技巧。例如，问当事人“你觉得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想？”“你心里认为这件事谁做得妥不妥？”引导双方表达各自的良知判断，这往往比任何调解协议更能触及根本。下一步，应建立“良知评议”回访机制，既要考察协议是否履行，也要询问当事人“心里是否真的服了”，以引导实现事心双解。
以“良知之学”激活群众参与感，夯实基层善治的“压舱石”。基层治理常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困境。群众不参与，治理就成了无源之水。“致良知”学说强调“不假外求”，人人皆是道德主体，均有能力与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这为唤醒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提供了哲学根基。具体而言，应开展“良知进村寨”活动，将阳明文化的传播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民族村寨，可结合侗族大歌、苗族古歌、布依族山歌等编创“良知歌谣”，在“村晚”、路边音乐会中传唱；在城镇社区，可组织“良知故事会”，让群众讲述身边将心比心、助人为乐的事例。建立“良知积分”制度，借鉴道德银行、文明积分等做法，对热心公益、诚实守信、邻里互助的群众给予积分奖励，可兑换物品或服务，使“依良心行事”既获精神认可，亦得物质激励。此外，应培育“良知带头人”，发掘公道正派、热心肠、群众信任的普通居民，通过示范引领，形成“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片”的扩散效应。
以“良知之学”融入制度规范，构建基层善治的“长效链”。文化需要制度的承载，才能从“软要求”变为“硬约束”。将“良知之学”融入基层善治，必须推进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机制建设。首先，应将“致良知”理念转化为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的有机内容。不是机械地写上“致良知”三个字，而是用“遇事讲良心”“邻里将心比心”“做人问心无愧”等群众能懂能行的表述，使德治要求落地生根。其次，创建“良知村寨”“良知社区”。可在贵阳市修文县等阳明文化资源富集地区尝试打造和推广，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最后，健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长效机制。表彰宣传在基层治理中践行“致良知”表现突出的集体与个人，同时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适度约束违背良知、破坏公序良俗的行为，形成“德者有得、失德受教”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本文系省社科规划课题〔25GZYB6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