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裴
　　拿到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26年5月第3次印刷的《山那边的太阳小镇》，叹佩于书名，既是纪实性的描写，又引人遐思，仅此已足见作者的功力。
　　这部小说的故事是撷取了时代基因链上的一个片段，以贵州省大山乡为背景，讲述以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为主要情节的山区群众摆脱贫困，脱离困境，迈向小康的奋斗史，体现新时代中国乡村巨变的一个图景。大山乡是一个普通而特殊的地名，也是“山这边”（相对于“山那边”）的一个典型所在。半个世纪前，笔者中学时曾下乡支农，去的地方就叫大山乡，那时称谓是大山公社。接触到的当地群众，他们说最羡慕城里人的是，手握购粮本，每月由国家供应口粮，不会饿肚子。身处食物匮乏的时代，缺粮、吃不饱是刻骨的痛。
　　从“山这边”出来要落脚的目的地，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山那边的太阳小镇”。于是“山那边”由一个写实的名称成了一个寓意颇浓的“意象”“意境”，这无疑是多少代山区群众追求的身心目标，是物质客观的住宿所在，更是精神主观的栖居之地——一片人生祥和的家园、乐土。于山区群众，“山”是现实法则的坚硬边界，必经艰辛跋涉，翻越过山，方能抵达“小镇”。这部小说始终扭住“翻过那座山”的奋斗和希望，把山区群众祖祖辈辈“不可能”的追求于这个时代最终达成，在“阻隔”与“召唤”的剧烈冲突中，山村群落得到长足、明显甚至彻底的发展变迁、文化传承和人文精神的转变，实现了划时代的身心的超越。
　　令我眼睛一亮的还在于，王蒙先生题写了书名。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绝非凡夫俗子，多少积淀、多少成就、多么深厚的修为，极富含金量。端祥题字，笔墨的老辣扑面而来，线条的质感极强，感觉这书法的行云走笔中有一种“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的内在张力，饱含着浑厚而苍茫的情感，深蕴静心的古道热肠和独特的艺术审美追求的趣味。年过九十高寿的王蒙先生愿题、乐写，自是情感真挚，充分说明老先生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理解和对小说作者的认可。
　　《山那边的太阳小镇》引起王蒙先生共鸣，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他本身就是一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践行者，他力行深入基层生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其作品，充满了对普通老百姓的深情和对生活的深刻体悟，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触手可及。读到《山那边的太阳小镇》，直面的是生活的沸腾和人生的浮沉，作者从现实的大海抷起鲜活的生活之水，滴滴溚溚呈现在了眼前。由此特别可见作者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相当硬扎，摹形绘色，图影追神，活灵活现，就如发生在眼前。我想，仅此，已足以让王蒙先生动心。
　 小说作者戴时昌生于斯，长于斯，长期浸润于当地现实生活，深扎泥土，他搞新闻、写报告文学，多有佳作面世。而他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窃以为是采用了“现场记录式写作”——深蕴亲历性、即时性和客观纪实，尽管表面上没有直接见创作者，但几近于生活“原生态”的文字描写，干净、利落、清爽的抒写，展现着斑斓多彩的时代风云变迁和人物随时代而行进的变化，整个故事过程、每个场景之中，都可感到作者就坐在旁边，作者没有直接言说，却是身入、心入，可感可触的，眼见、耳听、口传、亲感，扎得很深，滚瓜烂熟、耳熟能详，实质上已亲临事件或场景的现场，不动声色地以其敏锐的观察，将现场的人、事、物、景及细节真实、生动、客观地记录下来，并融入其即时的感受与思考，让读者产生亲临其境的代入感。
　　无数生活现实经作者现场记录式写作转化为沉浸式阅读的文本，以作者的主观体验尽可能忠实还原客观事实。作品呈现了脱贫攻坚，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发展产业，“整乡搬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时代大背景和大政策；当地群众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基层干部对“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基层一线如何抓落实的具体作为等。读着“现场记录”，随着文句的铺展，情绪跟随着起伏，畅快之中，有开心、有欣悦，有纠结、有着急，有幽默风趣、有不知所以，时而可笑可叹、时而莞尔一乐……隐藏在文本后的叙述人，更像是一位“观察者角色”“参与者角色”“实践者角色”。
　　读完整部作品，生动鲜活的故事中所蕴含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品描写之笔墨，驱使之力来自大势所趋、人民所需，正是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个人际遇与时代命运融为一体呈现于小说的空间。山区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里，即便勤劳刻苦，也没有改变贫穷的现状，这种贫穷还在一代一代地传递着”（见小说第143页）；大山乡的彝族是“六百年前被封建王朝赶杀到这里的啊”（见小说第159页）。一代人必须完成一代人的使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奔向“太阳小镇”。
　　现场记录式的小说空间，给人以文学真实的呈现。一是刻画人物生动，个性鲜明。乡里各色人等，习性、脾气、想法、表现各异，生动而形象。浓墨重彩凸显了主要人物，如大山乡乡长陈红云，逃婚、打工、上大学、回乡，在脱贫攻坚易地搬迁中勇于担当、艰辛刻苦，坚韧而果敢，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在人生路上交织；大山乡党委书记文安松，沉稳、睿智、富有领导力和人文关怀；普通村民杨永林，传统、眷恋故土，对家族和祖先有着深厚的情感，纠结于传统与现代；刘开国内心的挣扎与和解；苗医吴尚美展现传统乡土知识的价值与现实困境；中医药大学毕业生罗定赢成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桥梁等等。
　　二是场景逼真，如在眼前。历史、时代、文化、情感多因素，扭结成一个个故土难离的鲜活的场景。其矛盾冲突直击人心，如刘开国的死守与“诀别”，执念于故土坟茔，“石旮旯里的坟堆”是活人的根，老一辈人难以割舍的故土告别，情深意笃；吴尚美的“乡土情结”，传统乡土知识在现实的“留恋”与“妥协”中苦寻和解和扎根故土方式；陈红云等“返乡者”的说服与“追忆”；罗大碰等“故土记忆”的留存等。人物的表现突显故土生存困境与“被迫离开”的对比，反映群众在搬迁中内心的复杂情感冲突、甚至挣扎，故土功能转换必然带来的“情感割舍”，构成一幅生存生活情感记忆的复杂图景。
　　三是讲述故事鲜活，栩栩如生。易地搬迁涉及各家各户，而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各有故事，各有精彩，事无巨细，劳心费神，要有工作方向、工作热情，还要有做具体工作的“技巧”。作者对现实生活是深入而熟悉的，门道清，反映全，很是费了一番苦心。小说中不同家庭面对搬迁时的复杂心态和现实困境，构成各不相同的情景，如故土难离，经济顾虑，观念保守，家庭矛盾，特殊困难等。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小说对基层干部在动员群众搬迁过程中的耐心、智慧和人文关怀，写得很活，读之，其情其景如在眼前，如通过“相互认亲”“亲戚开解”“习俗运用”“见子打子的小手腕”等等，跃动的现实状况故事，令人拍案叫绝。
　　四是富有地域特色，风俗如斯。小说故事发生地，是贵州喀斯特山区里的大山乡，这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的生存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交通情况长期如此，重点是土地破碎，物产贫瘠，资源禀赋严重不足，被大山包围致生产生活受限，属于“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边远贫困山区，吃穿用的日常，很多时候都成威胁人们的大问题。由此形成的风俗习惯为当地群众“见惯不惊”。特别是其中一些人守着陋习，还颇觉有理，硬气得很。比如当地姑娘十四岁出嫁的做法，就有人振振有词——“我还不是十四岁就嫁给你表哥，不也给你表哥生娃带崽吗？”“个个都像你不愚昧，就只能做老姑娘，嫁都嫁不出去了。”“看你们嫁不出去，没有一男半女，哪个来给你们养老送终？”（见小说第7页）——句句戳心。当然，淳朴的乡风是其底色，善良总在人心。特别提一下，小说中“酒事”随处可见，“习惯成自然”，有时甚至“不可避免”，大约已是这里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喝酒我今天就不签字”（见小说219页），酒根扎得深啊。
　　作者的“菩萨心肠”贯穿整个作品，看到开场的两个人物到结尾都有一个完整的可以看好的结局，陈红云、尤先国的婚恋写得让人读来真切可信，心里一畅，心里一暖。
　　20世纪50年代王蒙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轰动一时，揭示出文学是个人创作，也是时代镜子，凭借真实的现实观照，突破时代局限，以生活的真实赋予作品艺术的真实。搞文学创作，依赖于现实的力量和真实的力量。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说，“贵州的发展是全国的缩影，要极度敏锐地观察你所处的时代和场景，把自己手头的这‘手艺活’做好。”真知灼见，点着要害，不愧大师级别。我想说的是，戴时昌同志创作《山那边的太阳小镇》是一个很好的实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