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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 曹波 糜若辰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2025年5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强调提升基层基础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六大体系建设，有效提升福利保障水平。同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六起涉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典型案例，为家庭监护提供行为指引，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治化、精细化得到进一步强化。家庭保护与福利保障的协同推进，既是落实“儿童优先”原则的体现，更是应对社会变迁中家庭结构脆弱性、监护缺失等挑战的必然要求。这些举措不仅完善现有未成年人福利体系，还为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保障依据，彰显出党和政府为每一个未成年人铺设平坦成长之路的决心。
一、态势总览：价值定位与实践观察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是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监护人是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第一责任人。然而监护缺失、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问题时有发生。长期以来，民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综合采取各类措施，切实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水平和实效，例如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推进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走深走实，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共有14.1万名孤儿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已有4.4万余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法治副校长+法官信箱”工作模式不断健全，通过深化未成年人普法教育工作，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二、挑战应对：家庭补位与体系优化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仍存在一些困境，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监护缺位，部分家长缺乏科学教育观念，导致未成年人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基层家庭监护支持体系薄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覆盖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六起典型案例，聚焦监护、抚养、探望等家庭保护核心问题，通过司法案例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导向，为家庭监护提供行为指引。生动的司法实践在引领社会形成家庭保护核心价值的同时，为家庭保护树立行为边界与价值导向。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以“六大保护”为核心，推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及司法领域有机衔接，实现从被动救济向主动赋能的体系升级。面临当前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校园暴力隐蔽性增强，司法保护中分级干预和专业矫治不足。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实行“首审责任制”，建立法官与涉诉未成年人“一对一”模式，前置“警示+预防”审前防御机制，后置“帮教+救助”判后保护机制，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双向保护、全面保护。
三、维度升级：兜底保障到全面发展
困境儿童群体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自身残疾等问题，长期面临生存、发展、安全等多重挑战。自2016年我国逐步构建起覆盖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分类保障体系，并通过配备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4.8万名、村（居）儿童主任66余万名，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困境儿童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心理健康关爱缺失等问题日渐显现。
为此，有关部门以“分类保障、精准施策”为核心，按照保障基本、优化服务、维护权益、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构建覆盖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的全方位保障体系，积极回应困境儿童的多元化需求。例如，基本生活方面，政策明确将困境儿童分类纳入孤儿保障、特困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分类识别使困境儿童获得精准帮扶；医疗方面，困境儿童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倾斜补贴，康复服务纳入“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计划”。我国困境儿童保障从“保障基本”向“促进发展”跨越，构建起覆盖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的立体化福利网络。
四、协同路径：多元共治促发展实效
首先，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我国教育部门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和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贵州省深化“县管校聘”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县域内师资资源配置；山东省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教师轮岗、智慧课堂等方式，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针对校园欺凌，北京西城区建立“学生保护专员”制度，降低校园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全国中小学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建立“一生一策”心理档案。2023年1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报告显示，我国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已超过90%。
其次，网络防控与主动引导。2024年1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从体制机制、网络素养、信息内容、个人信息及防沉迷五大维度构建保护框架。该条例实施后，网络平台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知名企业推出“监护人协同管理”功能，实现使用时长、内容分级双重管控。此外，在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方面，多个省市出台若干政策，并推出一系列培训课程，如上海市开展网络用户数字素养培育计划，通过情景剧、VR体验等形式，提升青少年信息辨别能力。
最后，社会力量补位增效。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在司法与政策框架下发挥独特作用。贵州凯里“三方共治”关爱服务、山东潍坊未成年人个性化关爱陪护项目、重庆“莎姐”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上海“蒲公英”未成年人社会培育中心等成功实践显示，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公益群体参与帮教、调解，显著提升保护成效。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青少年事务社工已达23万余人，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生力军。
五、展望未来：保护工作需标本兼治
未成年人保护仍需在三大领域持续发力。一是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立法完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专项立法作出适用解释，应对数字化时代网络诈骗、网络猥亵等新挑战，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工作提质增效；二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升级，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庭能力重建”等项目，依托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培训与心理健康筛查。减轻困境儿童家庭照护压力；三是借鉴域外经验，优化风险监测体系，如日本的“儿童相谈所”、英国的“行动计划令”等具体措施。
从司法案例、国家政策到社会观护，从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到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我国正以系统思维构建全链条保护体系。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成长，需要司法刚性、政策温度与社会暖流的共同滋养。这既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践行，更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工程。未来，我们期待更多创新实践，让未成年人保护的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治理的亮丽名片。
（作者曹波系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作者糜若辰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2025年5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强调提升基层基础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六大体系建设，有效提升福利保障水平。同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六起涉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典型案例，为家庭监护提供行为指引，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治化、精细化得到进一步强化。家庭保护与福利保障的协同推进，既是落实“儿童优先”原则的体现，更是应对社会变迁中家庭结构脆弱性、监护缺失等挑战的必然要求。这些举措不仅完善现有未成年人福利体系，还为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保障依据，彰显出党和政府为每一个未成年人铺设平坦成长之路的决心。
一、态势总览：价值定位与实践观察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是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监护人是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第一责任人。然而监护缺失、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问题时有发生。长期以来，民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综合采取各类措施，切实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水平和实效，例如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推进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走深走实，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共有14.1万名孤儿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已有4.4万余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法治副校长+法官信箱”工作模式不断健全，通过深化未成年人普法教育工作，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二、挑战应对：家庭补位与体系优化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仍存在一些困境，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监护缺位，部分家长缺乏科学教育观念，导致未成年人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基层家庭监护支持体系薄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覆盖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六起典型案例，聚焦监护、抚养、探望等家庭保护核心问题，通过司法案例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导向，为家庭监护提供行为指引。生动的司法实践在引领社会形成家庭保护核心价值的同时，为家庭保护树立行为边界与价值导向。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以“六大保护”为核心，推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及司法领域有机衔接，实现从被动救济向主动赋能的体系升级。面临当前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校园暴力隐蔽性增强，司法保护中分级干预和专业矫治不足。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实行“首审责任制”，建立法官与涉诉未成年人“一对一”模式，前置“警示+预防”审前防御机制，后置“帮教+救助”判后保护机制，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双向保护、全面保护。
三、维度升级：兜底保障到全面发展
困境儿童群体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自身残疾等问题，长期面临生存、发展、安全等多重挑战。自2016年我国逐步构建起覆盖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分类保障体系，并通过配备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4.8万名、村（居）儿童主任66余万名，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困境儿童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心理健康关爱缺失等问题日渐显现。
为此，有关部门以“分类保障、精准施策”为核心，按照保障基本、优化服务、维护权益、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构建覆盖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的全方位保障体系，积极回应困境儿童的多元化需求。例如，基本生活方面，政策明确将困境儿童分类纳入孤儿保障、特困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分类识别使困境儿童获得精准帮扶；医疗方面，困境儿童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倾斜补贴，康复服务纳入“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计划”。我国困境儿童保障从“保障基本”向“促进发展”跨越，构建起覆盖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的立体化福利网络。
四、协同路径：多元共治促发展实效
首先，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我国教育部门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和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贵州省深化“县管校聘”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县域内师资资源配置；山东省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教师轮岗、智慧课堂等方式，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针对校园欺凌，北京西城区建立“学生保护专员”制度，降低校园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全国中小学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建立“一生一策”心理档案。2023年1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报告显示，我国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已超过90%。
其次，网络防控与主动引导。2024年1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从体制机制、网络素养、信息内容、个人信息及防沉迷五大维度构建保护框架。该条例实施后，网络平台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知名企业推出“监护人协同管理”功能，实现使用时长、内容分级双重管控。此外，在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方面，多个省市出台若干政策，并推出一系列培训课程，如上海市开展网络用户数字素养培育计划，通过情景剧、VR体验等形式，提升青少年信息辨别能力。
最后，社会力量补位增效。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在司法与政策框架下发挥独特作用。贵州凯里“三方共治”关爱服务、山东潍坊未成年人个性化关爱陪护项目、重庆“莎姐”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上海“蒲公英”未成年人社会培育中心等成功实践显示，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公益群体参与帮教、调解，显著提升保护成效。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青少年事务社工已达23万余人，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生力军。
五、展望未来：保护工作需标本兼治
未成年人保护仍需在三大领域持续发力。一是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立法完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专项立法作出适用解释，应对数字化时代网络诈骗、网络猥亵等新挑战，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工作提质增效；二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升级，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庭能力重建”等项目，依托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培训与心理健康筛查。减轻困境儿童家庭照护压力；三是借鉴域外经验，优化风险监测体系，如日本的“儿童相谈所”、英国的“行动计划令”等具体措施。
从司法案例、国家政策到社会观护，从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到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我国正以系统思维构建全链条保护体系。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成长，需要司法刚性、政策温度与社会暖流的共同滋养。这既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践行，更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工程。未来，我们期待更多创新实践，让未成年人保护的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治理的亮丽名片。
（作者曹波系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作者糜若辰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