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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问题研究
■ 余航
危险驾驶罪自201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至今已十余年，从危险驾驶罪施行十余年的结果看，危险驾驶罪入刑后危险驾驶行为有所减少。但桐梓县近年来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量在逐年递增，在办理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中，对于法律的适用以及量刑等也出现了争议，本文以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为主体，深入剖析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案件在实务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建议。
一、醉酒驾驶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发生事故后赔偿是否可以从轻处罚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从重处罚，此处的从重处罚是应当从重处罚还是可以从重处罚，并无明确规定，对赔偿的问题，该意见并未提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二款，造成他人轻伤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事故后逃逸的、拒不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属于从重处罚情节。对于以上的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
观点一认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从重处罚的立法本意，是对醉酒肇事者从严惩处，通过执法者的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尊严，而肇事者赔偿是其应尽的义务，就如民法调整领域损坏他人财物应当予以赔偿是同理，所以不应因为肇事者赔偿损失而对其从轻处罚。
观点二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中，行为人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犯罪行为有主观犯意，但是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主观犯意，事故发生后，行为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可以证明其认罪态度好，并对挽回被害人经济财产损失有积极作用，出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考虑从轻处罚。
观点三认为，应当遵守法律有关危险驾驶罪从重处罚的有关规定，但是对于造成事故发生的行为人，只要其主观愿意赔偿，且能够履行了部分赔偿义务，即使不能足额赔偿被害人损失，都应得到从宽处罚。
笔者认为，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不能单从是否赔偿被害人损失一项标准考虑是否从轻处罚，还应结合对行为人的醉酒程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比例等情况，综合考虑从轻处罚幅度，不能搞一刀切的做法，醉酒程度低、造成损害小、认罪态度好，赔偿被害人损失比例高，考虑从轻幅度大，反正，从轻幅度低或者不考虑从轻。
（二）前科劣迹在量刑中的从重处罚幅度的问题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与贵州省《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九款规定，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从重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意见。
“何某某2022年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2008因其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013年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上述案例对何某某的前科劣迹如何处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意见一，何某某2008年受到的刑事处罚和2013年受到的行政处罚，都不应作为本案的从重情节进行量刑，理由是普通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后都不认定累犯，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为拘役刑，是轻型犯罪，在轻型犯罪中十年前的前科劣迹都作为应当从重处罚情节，会导致刑罚过于严苛，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意见二，行为人曾受过处罚的前科劣迹，若与行为人的本次犯罪行为无关联，就与行为人要承担的刑事责任无关，则不应对行为人从重处罚，反之，行为人的前科劣迹与本次犯罪行为有关联，如系同类行为，则应当从重处罚，案例中何某某2013年所受的行政处罚和2022年要被追究的刑事责任，都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只是醉酒程度不同，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区别，所以对何某某2022年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何某某2008年受到的刑事处罚可以酌情考虑从重处罚。
（三）摩托车、三轮车等机动车无证驾驶的问题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五款与贵州省《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五款规定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从重处罚。
在笔者所在的地区，摩托车的家庭占有率较高，大多数驾驶电动踏板二轮摩托车的人都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资格，但有C1驾驶证甚至B1、A1驾驶证，且有多年的实践驾驶经验，被查处时准驾车型不符，司法实践中存在上述情况的占据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一定比例，对于这类情况，一律按照从重处罚，会导致打击范围广，打击力度过大。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办案指南里指出“在一些乡镇、农村地区无证驾驶摩托车的现象比较普遍，也鉴于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小于无证驾驶汽车，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宽，无证驾驶摩托车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不予从重处罚。”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无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不应一律从重处罚，在认定是否从重时，还应考虑行为人驾驶的距离、驾驶的时间节点、驾驶路段的人流量、车流量情况。
二、解决醉酒驾驶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相关探索
（一）制定统一细化的标准
2021年7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了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但缺少确定量刑幅度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意见各异，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有关的细化量刑建议，指导量刑幅度、罚金的确定标准、从重处罚情节的认定、从宽处罚的情节等，便于执法者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推进统一应用系统的类案检索，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司法实践中一直在避免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出现，但是该类情况又时有发生，在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也存在该类情况，检察业务统一应用系统可以加强类案检索功能，通过案件信息的抓取，及时获取同类案件的信息，查阅以往生效案件，平衡量刑标准，做到不同的案件承办人也能做到同类案件统一量刑标准。
（三）各地加强辖区内案情调研，研判区域特色问题解决方案
建议各地加强调研，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突出问题研讨对应解决方案，及时出台相关规定，细化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从严惩处的具体内容、从宽处理的具体条件，需要综合考虑哪些其他情节酌情量刑、罚金刑的标准等。
三、对醉酒驾驶案件法律适用的建议
（一）做好预防犯罪的宣传。普法责任不仅仅是政法系统内各个机关单位的责任，也是村、街道、社区的责任，可以参考禁毒责任的分派，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预防宣传，也可以将责任分派至各个单位、社区、村委，从源头治理，从起点开始预防。
（二）执法机关做好认罪认罚工作。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行为人犯罪情节轻微，结合认罪悔罪态度，充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考虑不起诉的，应当充分考虑，可在贵州省《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细化适用不起诉的条件。
（三）结合司法实践，完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行为人同时具有几个从重处罚的情形，立法可以对情节严重与特别严重予以区分，避免行为人只有一个从重情节时量刑畸重，而行为人具有多个从重情节时量刑畸轻。
（作者单位：桐梓县人民检察院）
危险驾驶罪自201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至今已十余年，从危险驾驶罪施行十余年的结果看，危险驾驶罪入刑后危险驾驶行为有所减少。但桐梓县近年来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量在逐年递增，在办理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中，对于法律的适用以及量刑等也出现了争议，本文以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为主体，深入剖析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案件在实务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建议。
一、醉酒驾驶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发生事故后赔偿是否可以从轻处罚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从重处罚，此处的从重处罚是应当从重处罚还是可以从重处罚，并无明确规定，对赔偿的问题，该意见并未提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二款，造成他人轻伤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事故后逃逸的、拒不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属于从重处罚情节。对于以上的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
观点一认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从重处罚的立法本意，是对醉酒肇事者从严惩处，通过执法者的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尊严，而肇事者赔偿是其应尽的义务，就如民法调整领域损坏他人财物应当予以赔偿是同理，所以不应因为肇事者赔偿损失而对其从轻处罚。
观点二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中，行为人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犯罪行为有主观犯意，但是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主观犯意，事故发生后，行为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可以证明其认罪态度好，并对挽回被害人经济财产损失有积极作用，出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考虑从轻处罚。
观点三认为，应当遵守法律有关危险驾驶罪从重处罚的有关规定，但是对于造成事故发生的行为人，只要其主观愿意赔偿，且能够履行了部分赔偿义务，即使不能足额赔偿被害人损失，都应得到从宽处罚。
笔者认为，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不能单从是否赔偿被害人损失一项标准考虑是否从轻处罚，还应结合对行为人的醉酒程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比例等情况，综合考虑从轻处罚幅度，不能搞一刀切的做法，醉酒程度低、造成损害小、认罪态度好，赔偿被害人损失比例高，考虑从轻幅度大，反正，从轻幅度低或者不考虑从轻。
（二）前科劣迹在量刑中的从重处罚幅度的问题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与贵州省《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九款规定，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从重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意见。
“何某某2022年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2008因其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013年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上述案例对何某某的前科劣迹如何处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意见一，何某某2008年受到的刑事处罚和2013年受到的行政处罚，都不应作为本案的从重情节进行量刑，理由是普通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后都不认定累犯，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为拘役刑，是轻型犯罪，在轻型犯罪中十年前的前科劣迹都作为应当从重处罚情节，会导致刑罚过于严苛，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意见二，行为人曾受过处罚的前科劣迹，若与行为人的本次犯罪行为无关联，就与行为人要承担的刑事责任无关，则不应对行为人从重处罚，反之，行为人的前科劣迹与本次犯罪行为有关联，如系同类行为，则应当从重处罚，案例中何某某2013年所受的行政处罚和2022年要被追究的刑事责任，都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只是醉酒程度不同，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区别，所以对何某某2022年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何某某2008年受到的刑事处罚可以酌情考虑从重处罚。
（三）摩托车、三轮车等机动车无证驾驶的问题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五款与贵州省《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五款规定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从重处罚。
在笔者所在的地区，摩托车的家庭占有率较高，大多数驾驶电动踏板二轮摩托车的人都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资格，但有C1驾驶证甚至B1、A1驾驶证，且有多年的实践驾驶经验，被查处时准驾车型不符，司法实践中存在上述情况的占据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一定比例，对于这类情况，一律按照从重处罚，会导致打击范围广，打击力度过大。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办案指南里指出“在一些乡镇、农村地区无证驾驶摩托车的现象比较普遍，也鉴于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小于无证驾驶汽车，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宽，无证驾驶摩托车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不予从重处罚。”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无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不应一律从重处罚，在认定是否从重时，还应考虑行为人驾驶的距离、驾驶的时间节点、驾驶路段的人流量、车流量情况。
二、解决醉酒驾驶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相关探索
（一）制定统一细化的标准
2021年7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了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但缺少确定量刑幅度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意见各异，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有关的细化量刑建议，指导量刑幅度、罚金的确定标准、从重处罚情节的认定、从宽处罚的情节等，便于执法者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推进统一应用系统的类案检索，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司法实践中一直在避免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出现，但是该类情况又时有发生，在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也存在该类情况，检察业务统一应用系统可以加强类案检索功能，通过案件信息的抓取，及时获取同类案件的信息，查阅以往生效案件，平衡量刑标准，做到不同的案件承办人也能做到同类案件统一量刑标准。
（三）各地加强辖区内案情调研，研判区域特色问题解决方案
建议各地加强调研，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突出问题研讨对应解决方案，及时出台相关规定，细化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从严惩处的具体内容、从宽处理的具体条件，需要综合考虑哪些其他情节酌情量刑、罚金刑的标准等。
三、对醉酒驾驶案件法律适用的建议
（一）做好预防犯罪的宣传。普法责任不仅仅是政法系统内各个机关单位的责任，也是村、街道、社区的责任，可以参考禁毒责任的分派，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预防宣传，也可以将责任分派至各个单位、社区、村委，从源头治理，从起点开始预防。
（二）执法机关做好认罪认罚工作。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行为人犯罪情节轻微，结合认罪悔罪态度，充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考虑不起诉的，应当充分考虑，可在贵州省《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会议纪要》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细化适用不起诉的条件。
（三）结合司法实践，完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行为人同时具有几个从重处罚的情形，立法可以对情节严重与特别严重予以区分，避免行为人只有一个从重情节时量刑畸重，而行为人具有多个从重情节时量刑畸轻。
（作者单位：桐梓县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