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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贵州抗日救亡宣传的特点与启示
■黄丽娟 汪勇
抗日救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时代核心议题。面对巩固抗战大后方、培育抗战力量的迫切需求，贵州社会进步力量以文艺团体、书店、学校等为阵地和载体，打破抗日救亡宣传的地域与阶层壁垒，通过多样化实践路径，将抗日救亡宣传与贵州抗战实际、民众的国家意识培养深度融合，推动抗日救亡宣传在黔地民众中落地生根，也为贵州承担“党的抗战动员区、兵源输送重要省份、抗日救亡支援地、阻滞日军屏障带、人员转移大通道、交通运输生命线、文教迁转庇护所、国际援华中转站”等多重职能夯实了群众基础，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与社会支撑。
一、宣传内容紧扣核心主题，深化抗日救亡与地方实际结合
抗战时期，贵州虽未处于枪林弹雨的前线，却绝非与烽火隔绝的“后方孤岛”。贵州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构建起抗战后方的“稳固屏障”，成为全民族抗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这得益于抗日救亡宣传在贵州的广泛开展。贵州抗日救亡宣传始终以“服务抗日救亡”为核心导向，内容选择既坚守抗日救亡宣传的核心要义，又紧密结合贵州地域特点与民众关切，将抽象的救亡图存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行动指南。中共毕节支部领导的“草原艺术研究社”，将抗日救亡宣传融入贵州民众“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感，把“民族解放”“全民抗战”等宣传内容转化为“守护家乡、支援前线”的具体号召。书店以书刊为媒介，构建“理论+实践”的内容体系。生活书店贵阳分店、《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等，除公开销售《新华日报》等刊载抗日救亡思想的刊物外，还重点宣传报道将士和国人英勇抗战的事迹，确保抗日救亡宣传既契合时代需求，又符合民众认知水平。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各校学生则深入田间地头，向贫苦农民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动员大家起来保卫国土，誓死不做亡国奴。
二、宣传形式贴合民众认知，创新抗日救亡的通俗化表达
抗日救亡宣传的关键在于大众化，而大众化的核心是贴近民众实际、融入普通民众。抗日救亡宣传要深入工农群众，必须突破语言与形式的壁垒，既要浅显易懂，适配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普通大众理解及接受的需要，又要生动活泼，使普通大众乐于接受和喜爱。贵州抗日救亡宣传充分考量了贵州多民族聚居、民众文化水平差异大等特点，以“通俗化、地域化”为原则，创新传播形式，让抗日救亡宣传“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语言表达上，宣传载体普遍采用贵州方言与通俗白话，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草原艺术研究社”演员在乡村演出时，用贵阳话、毕节话演绎台词，将“坚持抗日救亡，紧跟党的领导”表述为“咱们老百姓抗日救国，得有个明白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共产党指的路”；书店工作人员定期举办读书会，通过推举辅导员、联络读者、解答难题、讲解时事，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呈现形式上，各载体注重“多样化、可视化”，降低民众接受门槛。“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绘画、歌咏、街头剧传播思想，绘制“日军侵华暴行”“贵州民众支援前线”的连环画张贴于集市；在城镇街头演出剧目，用“农民捐粮、工人造枪”的场景，具象化“全民参与、共筑抗战防线”的理念。书店优化书刊呈现形式，《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用红色字体突出重要文章标题，为“持久战”“统一战线”等关键概念加注释。各校寒假农村工作团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同时散发张贴标语、刊登壁报，组织歌咏队，让村村户户和每一个民众都能够看到抗日救亡的标语，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
三、宣传机制重在互动参与，凝聚抗日救亡的强大团结力量
抗日救亡宣传并非单向“灌输”，而是双向“共建”。贵州抗日救亡宣传注重与民众良性互动，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宣传，推动民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形成“传播—反馈—再传播”的良性循环。各载体普遍设置互动渠道，倾听民众声音、吸纳民众参与。“沙驼业余话剧社”演出后收集民众对剧目内容的建议，据此调整剧情，推出《打鬼子去》《九一八以来》《炮火中》等短剧，融入“劳动支援抗战”的主张；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邵公文牵头筹备“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邀请工人、农民、教师等群体参与讨论，并将讨论成果整理成文章发表，帮助民众更好理解抗战政策；“草原艺术研究社”邀请有文艺特长的民众加入，共同创作反映贵州民众抗日的作品，让民众在创作中深化对救亡思想的理解，进而主动向亲友传播。这种“互动共建”模式，既让抗日救亡思想传播更接地气，又凝聚民众思想共识，推动思想认同转化为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
四、抗战宣传取得突出成效，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贵州抗日救亡宣传以内容紧扣主题又贴合实际、形式通俗生动又互动凝聚群众的实践，成功推动抗日救亡宣传在西南后方的大众化传播，并形成和巩固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战合力。1937至1945年，贵州在兵员、经济、交通、文化与敌后斗争等方面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全省实际征兵675432人，超额完成计划；民众积极捐款捐物，保障军粮与资金供应；“二十四道拐”转运战略物资45万吨，旧州机场日均起降飞机数十架次支援“驼峰航线”；征工超1286万人次参与修建公路铁路等工程，民工伤亡16235人；贵州成为内迁高校的聚集地，妥善保存了《四库全书》和故宫文物等珍贵文化遗产。这些实践既坚守抗日救亡宣传的核心要义，又立足贵州地域特色与时代需求，让先进思想从“书本”走向“生活”、从“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为贵州民众注入抗日救亡的精神动力，培育出一批坚定的抗日骨干。同时也为宣传工作提供宝贵经验：唯有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先进思想才能始终保持生命力，成为引领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黄丽娟系贵州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作者汪勇系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系2026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贵州开放大学（贵州职业技 术学 院）专 项 联合 课题（项目 编号 ：GZLC-ZLKFDX2026-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抗日救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时代核心议题。面对巩固抗战大后方、培育抗战力量的迫切需求，贵州社会进步力量以文艺团体、书店、学校等为阵地和载体，打破抗日救亡宣传的地域与阶层壁垒，通过多样化实践路径，将抗日救亡宣传与贵州抗战实际、民众的国家意识培养深度融合，推动抗日救亡宣传在黔地民众中落地生根，也为贵州承担“党的抗战动员区、兵源输送重要省份、抗日救亡支援地、阻滞日军屏障带、人员转移大通道、交通运输生命线、文教迁转庇护所、国际援华中转站”等多重职能夯实了群众基础，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与社会支撑。
一、宣传内容紧扣核心主题，深化抗日救亡与地方实际结合
抗战时期，贵州虽未处于枪林弹雨的前线，却绝非与烽火隔绝的“后方孤岛”。贵州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构建起抗战后方的“稳固屏障”，成为全民族抗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这得益于抗日救亡宣传在贵州的广泛开展。贵州抗日救亡宣传始终以“服务抗日救亡”为核心导向，内容选择既坚守抗日救亡宣传的核心要义，又紧密结合贵州地域特点与民众关切，将抽象的救亡图存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行动指南。中共毕节支部领导的“草原艺术研究社”，将抗日救亡宣传融入贵州民众“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感，把“民族解放”“全民抗战”等宣传内容转化为“守护家乡、支援前线”的具体号召。书店以书刊为媒介，构建“理论+实践”的内容体系。生活书店贵阳分店、《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等，除公开销售《新华日报》等刊载抗日救亡思想的刊物外，还重点宣传报道将士和国人英勇抗战的事迹，确保抗日救亡宣传既契合时代需求，又符合民众认知水平。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各校学生则深入田间地头，向贫苦农民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动员大家起来保卫国土，誓死不做亡国奴。
二、宣传形式贴合民众认知，创新抗日救亡的通俗化表达
抗日救亡宣传的关键在于大众化，而大众化的核心是贴近民众实际、融入普通民众。抗日救亡宣传要深入工农群众，必须突破语言与形式的壁垒，既要浅显易懂，适配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普通大众理解及接受的需要，又要生动活泼，使普通大众乐于接受和喜爱。贵州抗日救亡宣传充分考量了贵州多民族聚居、民众文化水平差异大等特点，以“通俗化、地域化”为原则，创新传播形式，让抗日救亡宣传“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语言表达上，宣传载体普遍采用贵州方言与通俗白话，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草原艺术研究社”演员在乡村演出时，用贵阳话、毕节话演绎台词，将“坚持抗日救亡，紧跟党的领导”表述为“咱们老百姓抗日救国，得有个明白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共产党指的路”；书店工作人员定期举办读书会，通过推举辅导员、联络读者、解答难题、讲解时事，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呈现形式上，各载体注重“多样化、可视化”，降低民众接受门槛。“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绘画、歌咏、街头剧传播思想，绘制“日军侵华暴行”“贵州民众支援前线”的连环画张贴于集市；在城镇街头演出剧目，用“农民捐粮、工人造枪”的场景，具象化“全民参与、共筑抗战防线”的理念。书店优化书刊呈现形式，《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用红色字体突出重要文章标题，为“持久战”“统一战线”等关键概念加注释。各校寒假农村工作团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同时散发张贴标语、刊登壁报，组织歌咏队，让村村户户和每一个民众都能够看到抗日救亡的标语，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
三、宣传机制重在互动参与，凝聚抗日救亡的强大团结力量
抗日救亡宣传并非单向“灌输”，而是双向“共建”。贵州抗日救亡宣传注重与民众良性互动，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宣传，推动民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形成“传播—反馈—再传播”的良性循环。各载体普遍设置互动渠道，倾听民众声音、吸纳民众参与。“沙驼业余话剧社”演出后收集民众对剧目内容的建议，据此调整剧情，推出《打鬼子去》《九一八以来》《炮火中》等短剧，融入“劳动支援抗战”的主张；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邵公文牵头筹备“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邀请工人、农民、教师等群体参与讨论，并将讨论成果整理成文章发表，帮助民众更好理解抗战政策；“草原艺术研究社”邀请有文艺特长的民众加入，共同创作反映贵州民众抗日的作品，让民众在创作中深化对救亡思想的理解，进而主动向亲友传播。这种“互动共建”模式，既让抗日救亡思想传播更接地气，又凝聚民众思想共识，推动思想认同转化为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
四、抗战宣传取得突出成效，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贵州抗日救亡宣传以内容紧扣主题又贴合实际、形式通俗生动又互动凝聚群众的实践，成功推动抗日救亡宣传在西南后方的大众化传播，并形成和巩固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战合力。1937至1945年，贵州在兵员、经济、交通、文化与敌后斗争等方面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全省实际征兵675432人，超额完成计划；民众积极捐款捐物，保障军粮与资金供应；“二十四道拐”转运战略物资45万吨，旧州机场日均起降飞机数十架次支援“驼峰航线”；征工超1286万人次参与修建公路铁路等工程，民工伤亡16235人；贵州成为内迁高校的聚集地，妥善保存了《四库全书》和故宫文物等珍贵文化遗产。这些实践既坚守抗日救亡宣传的核心要义，又立足贵州地域特色与时代需求，让先进思想从“书本”走向“生活”、从“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为贵州民众注入抗日救亡的精神动力，培育出一批坚定的抗日骨干。同时也为宣传工作提供宝贵经验：唯有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先进思想才能始终保持生命力，成为引领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黄丽娟系贵州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作者汪勇系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系2026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贵州开放大学（贵州职业技 术学 院）专 项 联合 课题（项目 编号 ：GZLC-ZLKFDX2026-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