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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激活传统善治：贵州民族村寨“三治融合”效能提升的实践路径
■ 张斌 凌子玥
2025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在信团鼓楼，他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交流，指出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鼓楼既是侗族传统文化空间，也是群众议事、凝聚共识和调处纠纷的治理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同群众共话乡村全面振兴，揭示了民族村寨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坚持党建引领、依靠群众，立足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激活内生力量。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山地省份。苗、侗、布依、水、彝等民族在长期山地农耕与聚居生活中，积累了鼓楼议事、苗族议榔、布依族寨老调解等内生型治理机制，这些规范机制构成了民族村寨基层治理的重要本土资源。与此同时，山高路远、人口流动、治理半径较长等因素，又对传统治理方式提出新的挑战。
随着贵州数字乡村建设有序推进，数智技术正在加快融入民族村寨“三治融合”治理过程。如何发挥数智技术突破时空阻隔、提高治理效率的优势，又充分激活民族村寨传统善治资源，以法治校准其边界，便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数智赋能不是自治、法治、德治之外的第四治，而是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的有效机制，这是一个国家制度、数智技术与地方社会资源重新连接的过程。其真正的价值，在于贯通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信息流、资源流和责任链，从而让自治更有活力、法治更加可及、德治更加深入。
一、固本培元：在法治校准中激活传统善治
基层治理不是抽象的制度运行，而是具体社会关系的协调。民族村寨传统治理机制深深嵌入乡土社会的现实结构之中，并依靠共同生活、文化认同与社会信任，形成了一整套低成本、高认同的治理资源。
贵州苗、侗、布依等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和交往生活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智慧。侗寨鼓楼议事强调众人之事众人商量，体现公共参与和协商自治。苗族议榔通过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维系村寨共同体秩序，展现软法治理特色。布依族寨老、乡村能人力量依托社会威望参与纠纷调处，以贴近群众的低成本优势，推动乡风教化。从理论层面看，这些传统治理规范实际上构成了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它们能够把抽象治理要求，转化为民族群众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这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依靠群众、源头预防、多元化解，有着深层的机理契合。
比如肇兴侗寨便灵活运用“鼓楼会”、“院坝协商”等形式讨论村寨事务，并将党员、网格员、寨老、乡村能人等力量融入日常治理。传统空间因现代组织体系嵌入获得新功能，基层组织也借助群众熟悉的方式提高协商效能。这表明传统善治经过转化，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治理资源。
不过，传统善治不能简单照搬于当下的“三治融合”治理。熟人社会形成的规则未必能够处理跨区域和网络空间中的新型纠纷，个别传统规范也可能与平等保护、权利保障等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相协调。传统资源进入现代治理体系，必须经过合法性、权利保障和程序规范三重校准。诚信守约、互助友善、公共协商等内容，可通过村规民约、人民调解予以转化。违反法律、损害权益的内容，应及时纠正。寨老、乡村能人参与调解，应坚持自愿、平等、合法，不能以习惯规则代替法定程序。
二、数智嵌入：从平台下乡到治理效能提升
数智赋能“三治融合”，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下乡、数据上网。数智技术只有切实嵌入社会治理关系，推动治理资源重新连接，才能真正地实现提质增效。近年来，贵州大力推进数字法治和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将综治平台、公共法律服务借助数字技术向民族村寨延伸，实现治理嵌入。数智技术在矛盾排查、风险预警、便民服务和群防群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并由此形成一种具有贵州民族地区特色的协同治理架构。传统善治提供社会信任，网格体系承担风险感知，数字平台实现资源调度，法治机制提供规范保障。
当前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民族村寨在数智治理层面，存在技术逻辑与乡土社会逻辑衔接不畅问题，影响了“三治融合”的效能发挥。老年群众数智应用能力弱，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部分民族村寨线上排查与线下调解尚未充分贯通，数字平台预警问题未能及时导入寨老、乡村能人等力量。数智应用在矛盾纠纷分类、在线法律咨询、案例推送等方面仍存有完善空间。
数智下沉不应止步于技术下乡，而应致力于实现治理嵌入这一深层目标，这也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数智时代需要拓展的实践逻辑。
三、协同增效：以数智贯通自治、法治与德治
推动数智赋能与传统善治共生互促，应坚持党建引领，以自治激发活力、法治规范秩序、德治涵养乡风，并通过数智技术协同耦合，真正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
以机制耦合夯实法治保障。在法治层面，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化解数字化程序。应依托综治中心平台、数字法律服务平台等数智资源，智能调配治理链条，形成“线上发现—智能研判—多元调处—依法处置—数据反馈”的闭环机制。借助数智技术，实现情理疏导与依法治理的及时衔接；借力智能手段，生动说理，融贯情理与法理，让传统调解更有温度、现代治理更有尺度。
以场景融合激活自治活力。在自治层面，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应坚持因地制宜，把现代数智技术嵌入鼓楼议事、款约协商等群众熟悉的治理场景。面对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的现实，应通过远程议事、线上征求意见、村务数字化公开等方式，便利群众参与。把法律规定讲清楚，把权利义务说明白，让外出村民能够实时和持续参与村寨公共事务。当然，数智技术的功能边界是拓宽参与渠道，而非自动替代自治程序。真正有效的数智化自治，应当是传统议事空间与现代参与方式的相互补充。
以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增强德治效能。在德治层面，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应坚持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于苗歌款约、侗族大歌、乡规民约、家风族训等传统文化资源，应通过数智视频、数字平台及数字终端等多元形式，将蕴含其中的诚信、互助、友善等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普法宣传，推进移风易俗和道德培育建设。应在党建引领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借助对传统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滋养功能，由此推动文化认同进一步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结语
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实现贵州民族村寨治理现代化，既不是以数智技术替代传统治理，也不是将传统规范照搬入现代社会，而是在党建引领和法治规范下，实现技术优势与本土智慧的双向融合。数智技术突破时空阻隔、提升治理效率，传统善治涵养社会信任、凝聚价值共识，两者共生互促，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从各自发力转向协同耦合增效，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
鼓楼围坐共商与云端数据互联，正勾勒出新时代贵州民族村寨治理的新图景。当传统善治获得数智支撑，数智治理扎根民族文化与基层生活，“三治融合”便不再是治理要素的并列叠加，而是共同参与、依法治理、以文化人的深度耦合机制。这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贵州民族村寨的生动实践，也是提升“三治融合”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路径。
【作者张斌系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作者凌子玥系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哲社规划课题《数智赋能贵州民族村寨“三治融合”耦合机制优化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项目号：25GZYB49）阶段性成果】
2025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在信团鼓楼，他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交流，指出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鼓楼既是侗族传统文化空间，也是群众议事、凝聚共识和调处纠纷的治理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同群众共话乡村全面振兴，揭示了民族村寨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坚持党建引领、依靠群众，立足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激活内生力量。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山地省份。苗、侗、布依、水、彝等民族在长期山地农耕与聚居生活中，积累了鼓楼议事、苗族议榔、布依族寨老调解等内生型治理机制，这些规范机制构成了民族村寨基层治理的重要本土资源。与此同时，山高路远、人口流动、治理半径较长等因素，又对传统治理方式提出新的挑战。
随着贵州数字乡村建设有序推进，数智技术正在加快融入民族村寨“三治融合”治理过程。如何发挥数智技术突破时空阻隔、提高治理效率的优势，又充分激活民族村寨传统善治资源，以法治校准其边界，便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数智赋能不是自治、法治、德治之外的第四治，而是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的有效机制，这是一个国家制度、数智技术与地方社会资源重新连接的过程。其真正的价值，在于贯通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信息流、资源流和责任链，从而让自治更有活力、法治更加可及、德治更加深入。
一、固本培元：在法治校准中激活传统善治
基层治理不是抽象的制度运行，而是具体社会关系的协调。民族村寨传统治理机制深深嵌入乡土社会的现实结构之中，并依靠共同生活、文化认同与社会信任，形成了一整套低成本、高认同的治理资源。
贵州苗、侗、布依等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和交往生活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智慧。侗寨鼓楼议事强调众人之事众人商量，体现公共参与和协商自治。苗族议榔通过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维系村寨共同体秩序，展现软法治理特色。布依族寨老、乡村能人力量依托社会威望参与纠纷调处，以贴近群众的低成本优势，推动乡风教化。从理论层面看，这些传统治理规范实际上构成了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它们能够把抽象治理要求，转化为民族群众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这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依靠群众、源头预防、多元化解，有着深层的机理契合。
比如肇兴侗寨便灵活运用“鼓楼会”、“院坝协商”等形式讨论村寨事务，并将党员、网格员、寨老、乡村能人等力量融入日常治理。传统空间因现代组织体系嵌入获得新功能，基层组织也借助群众熟悉的方式提高协商效能。这表明传统善治经过转化，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治理资源。
不过，传统善治不能简单照搬于当下的“三治融合”治理。熟人社会形成的规则未必能够处理跨区域和网络空间中的新型纠纷，个别传统规范也可能与平等保护、权利保障等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相协调。传统资源进入现代治理体系，必须经过合法性、权利保障和程序规范三重校准。诚信守约、互助友善、公共协商等内容，可通过村规民约、人民调解予以转化。违反法律、损害权益的内容，应及时纠正。寨老、乡村能人参与调解，应坚持自愿、平等、合法，不能以习惯规则代替法定程序。
二、数智嵌入：从平台下乡到治理效能提升
数智赋能“三治融合”，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下乡、数据上网。数智技术只有切实嵌入社会治理关系，推动治理资源重新连接，才能真正地实现提质增效。近年来，贵州大力推进数字法治和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将综治平台、公共法律服务借助数字技术向民族村寨延伸，实现治理嵌入。数智技术在矛盾排查、风险预警、便民服务和群防群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并由此形成一种具有贵州民族地区特色的协同治理架构。传统善治提供社会信任，网格体系承担风险感知，数字平台实现资源调度，法治机制提供规范保障。
当前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民族村寨在数智治理层面，存在技术逻辑与乡土社会逻辑衔接不畅问题，影响了“三治融合”的效能发挥。老年群众数智应用能力弱，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部分民族村寨线上排查与线下调解尚未充分贯通，数字平台预警问题未能及时导入寨老、乡村能人等力量。数智应用在矛盾纠纷分类、在线法律咨询、案例推送等方面仍存有完善空间。
数智下沉不应止步于技术下乡，而应致力于实现治理嵌入这一深层目标，这也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数智时代需要拓展的实践逻辑。
三、协同增效：以数智贯通自治、法治与德治
推动数智赋能与传统善治共生互促，应坚持党建引领，以自治激发活力、法治规范秩序、德治涵养乡风，并通过数智技术协同耦合，真正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
以机制耦合夯实法治保障。在法治层面，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化解数字化程序。应依托综治中心平台、数字法律服务平台等数智资源，智能调配治理链条，形成“线上发现—智能研判—多元调处—依法处置—数据反馈”的闭环机制。借助数智技术，实现情理疏导与依法治理的及时衔接；借力智能手段，生动说理，融贯情理与法理，让传统调解更有温度、现代治理更有尺度。
以场景融合激活自治活力。在自治层面，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应坚持因地制宜，把现代数智技术嵌入鼓楼议事、款约协商等群众熟悉的治理场景。面对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的现实，应通过远程议事、线上征求意见、村务数字化公开等方式，便利群众参与。把法律规定讲清楚，把权利义务说明白，让外出村民能够实时和持续参与村寨公共事务。当然，数智技术的功能边界是拓宽参与渠道，而非自动替代自治程序。真正有效的数智化自治，应当是传统议事空间与现代参与方式的相互补充。
以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增强德治效能。在德治层面，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应坚持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于苗歌款约、侗族大歌、乡规民约、家风族训等传统文化资源，应通过数智视频、数字平台及数字终端等多元形式，将蕴含其中的诚信、互助、友善等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普法宣传，推进移风易俗和道德培育建设。应在党建引领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借助对传统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滋养功能，由此推动文化认同进一步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结语
推进“三治融合”提质增效，实现贵州民族村寨治理现代化，既不是以数智技术替代传统治理，也不是将传统规范照搬入现代社会，而是在党建引领和法治规范下，实现技术优势与本土智慧的双向融合。数智技术突破时空阻隔、提升治理效率，传统善治涵养社会信任、凝聚价值共识，两者共生互促，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从各自发力转向协同耦合增效，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
鼓楼围坐共商与云端数据互联，正勾勒出新时代贵州民族村寨治理的新图景。当传统善治获得数智支撑，数智治理扎根民族文化与基层生活，“三治融合”便不再是治理要素的并列叠加，而是共同参与、依法治理、以文化人的深度耦合机制。这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贵州民族村寨的生动实践，也是提升“三治融合”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路径。
【作者张斌系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作者凌子玥系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哲社规划课题《数智赋能贵州民族村寨“三治融合”耦合机制优化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项目号：25GZYB4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