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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达用 法润黔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贵州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
■ 梅小亚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战略部署要求，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三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相互贯通，彼此支撑，共同指向一个深层命题：法治不仅是建构一套制度体系，更是形成一种文化形态。贵州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期，探索法治文化建设特色路径，既是全面依法治省的内在要求，也是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战略选择。
一、法治是国家治理之基：制度文明与治理效能的深层逻辑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基性地位。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法治并非某一领域的单项工作，而是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支撑。
政治建设层面，法治承担着确立规范的功能。公权力从授予到运行再到监督，每一环节都应置于法治轨道之内。“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既是行政机关人员恪守的职业伦理，也构成了政治文明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呈现。贵州推动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全覆盖，并把法治建设情况列入年度综合考核体系，实质上体现了以制度化、法治化手段来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
经济建设层面，法治发挥着确定规则的作用。市场经济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无论是产权保护、合同履行，还是公平竞争、市场准入，都需要法治所提供的确定性，借以压缩交易成本、稳住市场预期，从而稳定市场。2026年7月，《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开始施行，全文8章64条，内容涵盖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权益保护等诸多方面，用法治手段践行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由此可见，法治并不是经济发展身外的“附加条件”，而是嵌入市场运行过程的基础性保障。
社会建设层面，法治扮演着筑牢根基的角色。社会治理要走向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范式转变。矛盾纠纷解决由“托关系”变为“寻法律”，利益诉求表达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平衡方能达成。贵州“12348”热线全天候值守，全省法律援助机构五年内共办结法律援助案件24.56万件——这些数字的背后，正是法治充当社会“安全阀”功能的生动体现。
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法治肩负着划定边界的使命。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其生态文明建设更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2007年，清镇市红枫湖畔诞生了中国首家环保法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2011年出台《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率先探索“流域保护专门法”立法模式。法治之力呵护绿水青山，有力印证了“法治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刚性保障”这一论断。
法治与国家治理类似于骨骼与人体，法治本身并不直接供给能量，却支撑着人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缺失法治这一根基，一切治理成果都难以长久维系。
二、法治文化是社会之本：入脑入心、建制与践行的三重维度
法治文化的本质，是将法治从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法治文化正是法治的“灵魂”，它决定法治能否从纸面走进生活，从强制走向认同。
入脑入心：个体层面的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的第一重维度指向人的内心。一个社会的法治程度，最终体现在每个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习惯。《贵州省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重点课程，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些举措的核心逻辑是法治信仰形成需从“关键少数”到“未来多数”的系统性培育。
建制立规：组织层面的法治文化制度化。法治文化不能仅停留在个体观念层面，还需要通过组织化制度加以固化。贵州建立了全省网络普法工作机制，出台《贵州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将普法从“软任务”变为“硬约束”。当法治文化嵌入组织运行的制度架构，它就从偶发的倡导变为可持续的实践。
社会践行：治理层面的法治行为方式。法治文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它能否转化为全社会普遍的法治行为方式。贵州省15万名“法律明白人”活跃在村寨社区，成为社情民意信息员、政策法律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法治实践引导员。在铜仁，8.5万余名“法律明白人”扎根乡土，采用“院坝说法、火塘议事”方法，让通俗法治行为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在雷公山脚下，推动150个村寨将权益保护写入村规民约。从“院坝说法”到“火塘议事”，法治正在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方式融入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当“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行动自觉，法治文化便完成了从观念到实践的闭环。
三个维度相互支撑。个体的法治意识是组织和社会的法治行为的根基；组织和制度的保障，是个体的法治观念的持续，也是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反馈。法治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够将这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形成“观念—制度—行为”的良性循环。
三、探索贵州法治文化建设新路：后发地区的特色路径
贵州基层法治资源分布不均，多民族聚居的文化多样性既是挑战也是资源。多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秩序资源和调解智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快速普及为法治文化的创新传播提供了技术杠杆。立足贵州实际，以下路径值得深入探索。
路径一：法治精神培育的“精准化+生活化”。贵州的法治精神培育需要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一方面，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普法。领导干部侧重法治思维训练，市场主体侧重合规意识和行为养成，青少年侧重规则意识启蒙，农村群众侧重权益保护知识；另一方面，推动法治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场景。百里杜鹃管理区的“法景旅”融合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将法治元素嵌入公园景观、休闲步道，让群众在逛公园中学法。这种“寄法于景”的方式，比课堂式普法更自然、更持久。
路径二：法治基础设施的“均等化+智能化”。贵州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3个、乡镇（街道）工作站1510个，城乡“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基本建成。下一步的关键是提升智能化水平。全国首个省级普法云展馆在贵州上线，运用3D建模、元宇宙空间构建等技术，使普法资源突破时空局限。“贵人智办”AI助手的上线，则让法律咨询和政务服务更加可及。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使贵州有可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跨越式提升。
路径三：法治政府建设的“标准化+透明化”。法治政府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少数中的关键”。贵州创新“综合查一次”改革，让涉企检查告别“九龙治水”；全面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让执法标准统一、类案同罚；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彰显，如，2025年全省85%以上的行政争议经复议后未再进入诉讼程序。“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日益入脑入心、见行见效。这些改革的目的则是以标准化压缩随意空间，以透明化增强制度信任。政府守法的示范效应，是培育全社会法治文化最有力的“教材”。
路径四：企业法治活动的“合规化+服务化”。贵州民营企业占比高、中小微企业数量多，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不在于“管制”而在于“赋能”。推行惠企政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活动，健全多元化融资支持体系，这些制度建设意义在于让企业感受到法治不是“负担”而是“保障”，合规不是“成本”而是“竞争力”。当企业从法治环境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法治文化的内生动力才会被真正激活。
路径五：公民法治行为的“参与化+场景化”。公民的法治行为习惯，需要在参与中养成、在场景中固化。贵州“法律明白人”工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名基层普法骨干，更在于他们本身就是“参与式法治”的载体——他们从群众中来，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法，在群众熟悉的场景中用法律解决问题，将公民参与法治的场景从“被动接受普法”拓展到“主动参与治理”，让群众在村规民约制定、社区事务协商、矛盾纠纷调解中亲身实践法治。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三周年之际回望，法治文化建设的贵州实践已经证明：法治不仅可以是“硬”的制度约束，也可以是“软”的文化浸润；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推行，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生长。贵州的优势，恰恰在于它可以在法治文化建设中走一条“少走弯路、多接地气”的路——用文化的力量滋养法治的根基，用法治的实践丰富文化的内涵。当法治精神真正浸润黔山秀水，当法治行为成为各族群众的日常习惯，贵州的法治文化建设就将超越“追赶”的逻辑，贡献出后发地区法治文明建设的独特样本。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战略部署要求，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三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相互贯通，彼此支撑，共同指向一个深层命题：法治不仅是建构一套制度体系，更是形成一种文化形态。贵州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期，探索法治文化建设特色路径，既是全面依法治省的内在要求，也是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战略选择。
一、法治是国家治理之基：制度文明与治理效能的深层逻辑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基性地位。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法治并非某一领域的单项工作，而是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支撑。
政治建设层面，法治承担着确立规范的功能。公权力从授予到运行再到监督，每一环节都应置于法治轨道之内。“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既是行政机关人员恪守的职业伦理，也构成了政治文明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呈现。贵州推动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全覆盖，并把法治建设情况列入年度综合考核体系，实质上体现了以制度化、法治化手段来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
经济建设层面，法治发挥着确定规则的作用。市场经济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无论是产权保护、合同履行，还是公平竞争、市场准入，都需要法治所提供的确定性，借以压缩交易成本、稳住市场预期，从而稳定市场。2026年7月，《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开始施行，全文8章64条，内容涵盖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权益保护等诸多方面，用法治手段践行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由此可见，法治并不是经济发展身外的“附加条件”，而是嵌入市场运行过程的基础性保障。
社会建设层面，法治扮演着筑牢根基的角色。社会治理要走向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范式转变。矛盾纠纷解决由“托关系”变为“寻法律”，利益诉求表达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平衡方能达成。贵州“12348”热线全天候值守，全省法律援助机构五年内共办结法律援助案件24.56万件——这些数字的背后，正是法治充当社会“安全阀”功能的生动体现。
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法治肩负着划定边界的使命。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其生态文明建设更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2007年，清镇市红枫湖畔诞生了中国首家环保法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2011年出台《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率先探索“流域保护专门法”立法模式。法治之力呵护绿水青山，有力印证了“法治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刚性保障”这一论断。
法治与国家治理类似于骨骼与人体，法治本身并不直接供给能量，却支撑着人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缺失法治这一根基，一切治理成果都难以长久维系。
二、法治文化是社会之本：入脑入心、建制与践行的三重维度
法治文化的本质，是将法治从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法治文化正是法治的“灵魂”，它决定法治能否从纸面走进生活，从强制走向认同。
入脑入心：个体层面的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的第一重维度指向人的内心。一个社会的法治程度，最终体现在每个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习惯。《贵州省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重点课程，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些举措的核心逻辑是法治信仰形成需从“关键少数”到“未来多数”的系统性培育。
建制立规：组织层面的法治文化制度化。法治文化不能仅停留在个体观念层面，还需要通过组织化制度加以固化。贵州建立了全省网络普法工作机制，出台《贵州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将普法从“软任务”变为“硬约束”。当法治文化嵌入组织运行的制度架构，它就从偶发的倡导变为可持续的实践。
社会践行：治理层面的法治行为方式。法治文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它能否转化为全社会普遍的法治行为方式。贵州省15万名“法律明白人”活跃在村寨社区，成为社情民意信息员、政策法律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法治实践引导员。在铜仁，8.5万余名“法律明白人”扎根乡土，采用“院坝说法、火塘议事”方法，让通俗法治行为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在雷公山脚下，推动150个村寨将权益保护写入村规民约。从“院坝说法”到“火塘议事”，法治正在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方式融入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当“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行动自觉，法治文化便完成了从观念到实践的闭环。
三个维度相互支撑。个体的法治意识是组织和社会的法治行为的根基；组织和制度的保障，是个体的法治观念的持续，也是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反馈。法治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够将这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形成“观念—制度—行为”的良性循环。
三、探索贵州法治文化建设新路：后发地区的特色路径
贵州基层法治资源分布不均，多民族聚居的文化多样性既是挑战也是资源。多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秩序资源和调解智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快速普及为法治文化的创新传播提供了技术杠杆。立足贵州实际，以下路径值得深入探索。
路径一：法治精神培育的“精准化+生活化”。贵州的法治精神培育需要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一方面，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普法。领导干部侧重法治思维训练，市场主体侧重合规意识和行为养成，青少年侧重规则意识启蒙，农村群众侧重权益保护知识；另一方面，推动法治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场景。百里杜鹃管理区的“法景旅”融合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将法治元素嵌入公园景观、休闲步道，让群众在逛公园中学法。这种“寄法于景”的方式，比课堂式普法更自然、更持久。
路径二：法治基础设施的“均等化+智能化”。贵州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3个、乡镇（街道）工作站1510个，城乡“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基本建成。下一步的关键是提升智能化水平。全国首个省级普法云展馆在贵州上线，运用3D建模、元宇宙空间构建等技术，使普法资源突破时空局限。“贵人智办”AI助手的上线，则让法律咨询和政务服务更加可及。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使贵州有可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跨越式提升。
路径三：法治政府建设的“标准化+透明化”。法治政府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少数中的关键”。贵州创新“综合查一次”改革，让涉企检查告别“九龙治水”；全面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让执法标准统一、类案同罚；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彰显，如，2025年全省85%以上的行政争议经复议后未再进入诉讼程序。“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日益入脑入心、见行见效。这些改革的目的则是以标准化压缩随意空间，以透明化增强制度信任。政府守法的示范效应，是培育全社会法治文化最有力的“教材”。
路径四：企业法治活动的“合规化+服务化”。贵州民营企业占比高、中小微企业数量多，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不在于“管制”而在于“赋能”。推行惠企政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活动，健全多元化融资支持体系，这些制度建设意义在于让企业感受到法治不是“负担”而是“保障”，合规不是“成本”而是“竞争力”。当企业从法治环境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法治文化的内生动力才会被真正激活。
路径五：公民法治行为的“参与化+场景化”。公民的法治行为习惯，需要在参与中养成、在场景中固化。贵州“法律明白人”工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名基层普法骨干，更在于他们本身就是“参与式法治”的载体——他们从群众中来，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法，在群众熟悉的场景中用法律解决问题，将公民参与法治的场景从“被动接受普法”拓展到“主动参与治理”，让群众在村规民约制定、社区事务协商、矛盾纠纷调解中亲身实践法治。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三周年之际回望，法治文化建设的贵州实践已经证明：法治不仅可以是“硬”的制度约束，也可以是“软”的文化浸润；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推行，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生长。贵州的优势，恰恰在于它可以在法治文化建设中走一条“少走弯路、多接地气”的路——用文化的力量滋养法治的根基，用法治的实践丰富文化的内涵。当法治精神真正浸润黔山秀水，当法治行为成为各族群众的日常习惯，贵州的法治文化建设就将超越“追赶”的逻辑，贡献出后发地区法治文明建设的独特样本。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