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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的条件与路径
■ 任小川 吴光胜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为革命老区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木黄村，是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的革命圣地。近年来，该村依托丰厚红色资源，探索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先后获批贵州省首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铜仁市“强村富民”三年行动首批示范村等。木黄村的创新实践表明，红色资源的效能转化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依赖于组织中介、价值分离、收益闭环与治理嵌入四重机制的协同运作，才能完成从“精神存在”到“治理资源”、从“历史记忆”到“发展动能”的深刻跃迁。
一、发挥好党组织在红色资源转化中的中介作用
红色资源本质上是历史精神遗存，它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但不会自动产生经济效益，必须经由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载体对其进行“解码”与“编码”，使其从抽象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具体的运营方案、产业形态和服务项目。因此，红色文化赋能发展的第一重转化，不在经济层面，而在组织层面。这一转化逻辑的理论根基在于：任何文化资源要进入经济循环，都必须依托特定的组织中介完成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形态转换，而基层党组织正是连接国家资源、市场力量与群众需求的关键节点。2021年，木黄村“两委”换届后，新一届班子深刻认识到，要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首先必须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基层队伍。村党组织通过主题党日、红色教育等举措夯实基层队伍根基，组织党员干部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誓词、聆听革命故事，在红色历史的浸润中筑牢信仰之基。面对征地拆迁、项目落地等具体难题，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签订协议、带头腾空房屋、带头参与建设，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有效破解了制约发展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的凝聚力、执行力和公信力得到显著提升。当党员干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理想信念、从革命先烈事迹中感悟使命担当，组织便实现了从“行政型班子”到“使命型团队”的深刻蜕变。组织再造完成后，党组织才有能力去整合资源、推动项目、凝聚群众，成为连接红色精神遗产与现实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中介载体。
二、以“公益内核+市场外壳”模式实现价值分离
红色资源的效能转化需要跨越一个关键障碍，即红色文化本质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属性，直接将其商品化不仅有损其庄严性和神圣性，也面临深刻的伦理困境。如何在保护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释放其经济价值，是红色资源开发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木黄村的创新在于，不将红色资源本身作为交易对象，而是以红色IP为“引力场”，带动周边配套服务和衍生产业，实现文化价值的间接变现。该村打破“只供参观、不产生效益”的传统局限，将会师纪念馆、政治部旧址等红色遗存作为核心吸引物，配套发展研学培训、导游讲解、农特产品售卖等服务业态，并与梵天菌业共建红色文化研学中心、建立双重分红机制，使“红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这一转化路径的核心智慧是“功能分离”，即红色文化保持公益属性，纪念馆免费开放、旧址供人瞻仰，但其衍生的“注意力经济”效应和“品牌溢价”效应可以被系统开发，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空间聚合”而非“价值混同”。从理论层面审视，“公益内核+市场外壳”模式深刻回答了红色资源资本化过程中“保什么”与“卖什么”的边界问题。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必须得到完整保护和永续传承，这是“保”的底线；而红色文化所凝聚的注意力资源、品牌溢价效应、文化符号价值，则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序开发，这是“卖”的空间。这种分离不是割裂，而是辩证统一，正是因为红色内核的公益属性得到了充分保障，其外在的品牌价值才更具可信度和吸引力；正是因为市场外壳的有效运作，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才获得了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三、以收益闭环实现民生反哺与组织威信的双向强化
红色资源转化的终极检验，不在于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在于群众是否切实受益、组织威信是否同步提升。如果红色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被少数人占有，或者仅仅沉淀为账面数字而不能改善民生，那么这种转化就背离了红色文化的初心本意，也难以获得群众的持久认同。木黄村将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完善基础设施、资助学子、慰问困难家庭等民生实事，形成了“红色产业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民生服务改善—群众认同提升—组织号召力增强”的良性循环。这一实践揭示了红色资源转化中不可或缺的“收益闭环”条件。所谓收益闭环，是指红色资源开发所形成的经济收益，必须经由合理的分配机制回流到民生领域，反哺群众生活，进而完成政治信任的再生产。当群众从红色资源开发中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改善、子女教育得到资助、困难家庭获得帮扶，对党组织的信任便从“抽象认同”转化为“具体感知”。从更深层次看，收益闭环机制还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收益用于民生事业，实质上是在践行革命先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在新时代续写红色基因的当代篇章。当群众看到红色纪念活动融入节庆生活、红色场馆成为日常空间、红色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红色文化便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以治理嵌入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耦合
红色资源转化的最终形态，不是“在村里建一个红色景点”的物理叠加，而是红色文化全面嵌入乡村治理结构，成为塑造治理理念、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深层力量。木黄村探索的“合作发展型+租赁服务型+资源盘活型”三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表面上是集体经济增收的多条路径，深层则是红色资源从“历史在场”转化为“治理在场”的制度载体。红色文化研学中心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但它的运营需要组织协调、利益分配需要制度设计、收益使用需要民主决策，这些治理实践反过来又丰富了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当红色场馆成为村民议事场所，革命先辈的民主精神便在当代治理中得到延续；当红色研学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共同富裕的理念便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践行；当红色纪念活动融入节庆生活，红色文化便不再是与当下隔绝的“历史标本”，而是嵌入日常治理的“活的传统”。这种治理嵌入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结构性耦合。一方面，红色资源为治理提供价值根基和精神动力。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转化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作风要求；革命战争年代党群鱼水情深的优良传统，转化为新时代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治理实践为红色资源注入时代活力和群众基础。通过民主决策、利益共享、群众参与等现代治理机制，红色文化在当代乡村生活中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和传承路径。两者相互滋养、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木黄村的实践表明，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绝非“挂牌子、建场馆”即可自动实现，而是需要完成三重递进转化，即组织层面的精神赋能、价值层面的功能转化、分配层面的利益共享。唯有如此，红色文化才能从历史走进现实，从记忆化为动能，持续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滋养和路径引领。
【作者任小川系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作者吴光胜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2026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铜仁学院2025硕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党建+文化”双轮驱动乡村全面振兴模式研究——以贵州省印江县木黄村为例（trxyyc-202511）】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为革命老区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木黄村，是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的革命圣地。近年来，该村依托丰厚红色资源，探索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先后获批贵州省首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铜仁市“强村富民”三年行动首批示范村等。木黄村的创新实践表明，红色资源的效能转化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依赖于组织中介、价值分离、收益闭环与治理嵌入四重机制的协同运作，才能完成从“精神存在”到“治理资源”、从“历史记忆”到“发展动能”的深刻跃迁。
一、发挥好党组织在红色资源转化中的中介作用
红色资源本质上是历史精神遗存，它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但不会自动产生经济效益，必须经由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载体对其进行“解码”与“编码”，使其从抽象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具体的运营方案、产业形态和服务项目。因此，红色文化赋能发展的第一重转化，不在经济层面，而在组织层面。这一转化逻辑的理论根基在于：任何文化资源要进入经济循环，都必须依托特定的组织中介完成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形态转换，而基层党组织正是连接国家资源、市场力量与群众需求的关键节点。2021年，木黄村“两委”换届后，新一届班子深刻认识到，要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首先必须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基层队伍。村党组织通过主题党日、红色教育等举措夯实基层队伍根基，组织党员干部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誓词、聆听革命故事，在红色历史的浸润中筑牢信仰之基。面对征地拆迁、项目落地等具体难题，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签订协议、带头腾空房屋、带头参与建设，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有效破解了制约发展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的凝聚力、执行力和公信力得到显著提升。当党员干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理想信念、从革命先烈事迹中感悟使命担当，组织便实现了从“行政型班子”到“使命型团队”的深刻蜕变。组织再造完成后，党组织才有能力去整合资源、推动项目、凝聚群众，成为连接红色精神遗产与现实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中介载体。
二、以“公益内核+市场外壳”模式实现价值分离
红色资源的效能转化需要跨越一个关键障碍，即红色文化本质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属性，直接将其商品化不仅有损其庄严性和神圣性，也面临深刻的伦理困境。如何在保护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释放其经济价值，是红色资源开发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木黄村的创新在于，不将红色资源本身作为交易对象，而是以红色IP为“引力场”，带动周边配套服务和衍生产业，实现文化价值的间接变现。该村打破“只供参观、不产生效益”的传统局限，将会师纪念馆、政治部旧址等红色遗存作为核心吸引物，配套发展研学培训、导游讲解、农特产品售卖等服务业态，并与梵天菌业共建红色文化研学中心、建立双重分红机制，使“红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这一转化路径的核心智慧是“功能分离”，即红色文化保持公益属性，纪念馆免费开放、旧址供人瞻仰，但其衍生的“注意力经济”效应和“品牌溢价”效应可以被系统开发，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空间聚合”而非“价值混同”。从理论层面审视，“公益内核+市场外壳”模式深刻回答了红色资源资本化过程中“保什么”与“卖什么”的边界问题。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必须得到完整保护和永续传承，这是“保”的底线；而红色文化所凝聚的注意力资源、品牌溢价效应、文化符号价值，则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序开发，这是“卖”的空间。这种分离不是割裂，而是辩证统一，正是因为红色内核的公益属性得到了充分保障，其外在的品牌价值才更具可信度和吸引力；正是因为市场外壳的有效运作，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才获得了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三、以收益闭环实现民生反哺与组织威信的双向强化
红色资源转化的终极检验，不在于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在于群众是否切实受益、组织威信是否同步提升。如果红色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被少数人占有，或者仅仅沉淀为账面数字而不能改善民生，那么这种转化就背离了红色文化的初心本意，也难以获得群众的持久认同。木黄村将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完善基础设施、资助学子、慰问困难家庭等民生实事，形成了“红色产业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民生服务改善—群众认同提升—组织号召力增强”的良性循环。这一实践揭示了红色资源转化中不可或缺的“收益闭环”条件。所谓收益闭环，是指红色资源开发所形成的经济收益，必须经由合理的分配机制回流到民生领域，反哺群众生活，进而完成政治信任的再生产。当群众从红色资源开发中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改善、子女教育得到资助、困难家庭获得帮扶，对党组织的信任便从“抽象认同”转化为“具体感知”。从更深层次看，收益闭环机制还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收益用于民生事业，实质上是在践行革命先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在新时代续写红色基因的当代篇章。当群众看到红色纪念活动融入节庆生活、红色场馆成为日常空间、红色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红色文化便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以治理嵌入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耦合
红色资源转化的最终形态，不是“在村里建一个红色景点”的物理叠加，而是红色文化全面嵌入乡村治理结构，成为塑造治理理念、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深层力量。木黄村探索的“合作发展型+租赁服务型+资源盘活型”三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表面上是集体经济增收的多条路径，深层则是红色资源从“历史在场”转化为“治理在场”的制度载体。红色文化研学中心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但它的运营需要组织协调、利益分配需要制度设计、收益使用需要民主决策，这些治理实践反过来又丰富了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当红色场馆成为村民议事场所，革命先辈的民主精神便在当代治理中得到延续；当红色研学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共同富裕的理念便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践行；当红色纪念活动融入节庆生活，红色文化便不再是与当下隔绝的“历史标本”，而是嵌入日常治理的“活的传统”。这种治理嵌入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结构性耦合。一方面，红色资源为治理提供价值根基和精神动力。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转化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作风要求；革命战争年代党群鱼水情深的优良传统，转化为新时代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治理实践为红色资源注入时代活力和群众基础。通过民主决策、利益共享、群众参与等现代治理机制，红色文化在当代乡村生活中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和传承路径。两者相互滋养、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木黄村的实践表明，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绝非“挂牌子、建场馆”即可自动实现，而是需要完成三重递进转化，即组织层面的精神赋能、价值层面的功能转化、分配层面的利益共享。唯有如此，红色文化才能从历史走进现实，从记忆化为动能，持续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滋养和路径引领。
【作者任小川系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作者吴光胜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2026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铜仁学院2025硕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党建+文化”双轮驱动乡村全面振兴模式研究——以贵州省印江县木黄村为例（trxyyc-202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