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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法治保障 护航贵州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 阮海波 李欣容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流域经济尤然。其横跨上下游、纵连左右岸、贯通干支流，兼具跨域性、外部性与公共性，单一行政区划、单一部门规制难以奏效，内在地要求规则统一、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法治保障，以协调利益、定分止争，实现流域一体保护与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强调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支持流域上下游协同发展。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两大流域上游交汇之地，山地和丘陵占比达92.5%，是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又受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的区位制约，统筹发展与保护任务至为艰巨。推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全过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通道建设、产业升级与市场培育，引领贵州由“地理上游”迈向“发展上游”。
强化协同立法，以良法善治守护绿色水脉。水运通道系流域经济之命脉，良法则为绿色水运之前提。建设生态航道、绿色港口，必先筑牢系统完备的制度根基。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统领，统筹适用水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航道法、港口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规，将生态护岸、鱼道设置、增殖放流、岸电使用、清洁能源船舶等绿色要求嵌入规划环评、项目审批、竣工验收与排污许可的法定程序，严格落实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确保工程建设循法而行、生态管控不留盲区。鉴于贵州磷矿、磷肥产业集聚，尤应严格执行长江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落实总磷污染控制方案，对磷矿磷肥生产集中的长江干支流实施更为严格的总磷排放管控，依法守住水环境质量底线。流域的整体性，决定了治理的协同性。2021年，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个共同决定加三个条例”的形式，同步审议、同步施行《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及各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开全国地方流域共同立法之先河，在统一环境准入、污染排放标准与协同监管执法上实现由“联动”向“共立”的跃升。发展两江上游水运经济，应用好用足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推进航道港口规划、岸线利用等事项跨区域协同立法，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和联合河湖长制，统一执法裁量基准，破解上下游标准不一、左右岸权责不清之弊。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须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健全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行政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杜绝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充分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用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制度，推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落实增殖放流、替代性修复等恢复性司法举措，令破坏水生态者依法承担修复与赔偿之责。顺应数字赋能趋势，还须遵循数据安全法，健全电子证照和智能航运标准规则，推动涉港航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规范运行，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严格产权保护，以法治刚性护航品牌出海。产权为市场经济之基石，亦是特色产品沿价值链攀升的制度前提。酱酒、磷矿、茶叶、苗绣、避暑“五宝”行销四方，必以权属明晰、救济有力的法治保障为根基。须落实民法典关于物权、合同与知识产权的基础性规定，统筹适用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格局，推动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依法保护商业秘密。依法强化地理标志保护，善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精准护持酱酒、茶叶等地理标志产品与苗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标识及品质声誉，保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法权益；对恶意抢注、仿冒混淆、虚假宣传诸行为，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显著提高侵权成本，令“贵字号”产品品质可守、声誉可维。对磷、锰等资源型产业，应依据长江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及强制性标准，规范开发秩序，推动精深加工和落后产能依法退出，抬升产业链中高端竞争力。须依照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健全特色产品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和全程溯源体系，筑牢质量底线。塑造“贵品水运”公共品牌，应将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追溯的要求凝练为团体标准与管理规范，依法确立品牌授权、使用许可及准入退出机制，以契约与标准厘定权责，对质量失信者依约清退、依法追责。围绕酱酒集装箱班轮、生鲜冷链快船、客货旅游专线，须依照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法规和民法典合同编，规范运输、仓储、提单、仓单、多式联运等法律关系，明晰承运人、托运人、港口经营人之权利义务，引导临港加工、物流园区企业合规经营，以契约之严守保障货物到港即加工、加工完即装船，推动水运由运输通道向经济走廊跃升。
深化依法行政，以公平正义涵养市场生态。法治化营商环境乃市场主体成长壮大之沃土，其要在于职权法定、公平竞争、可预期、可信赖。针对贵州水运市场主体偏少、流通模式单一之现状，须以法治政府建设为牵引，将“放管服”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严格实施行政许可法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凡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一律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各类规定，保障各类港航物流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涉水运重大规划和产业政策，应遵循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强化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确保程序正当、责任明确。扶持各类港航企业的财税、金融、用地政策须于法有据、连续稳定，落实行政许可信赖保护，防范“新官不理旧账”与政策随意变更，以诚信政府建设稳定市场预期。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细化行政裁量权基准，坚持过罚相当、程序正当，推行柔性执法和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清单，健全信用监管与信用修复，纠治趋利性、选择性执法。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依法审理涉企行政诉讼，监督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审慎适用强制措施，落实比例原则和善意文明执行，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发挥破产重整救治功能。须依法规范水运物流信息平台数据采集与共享，依民法典及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规则规范发展物流金融、仓单质押，防范虚假仓单、重复质押风险；健全冷链标准，厘清货损责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调解、仲裁、诉讼完善一站式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在重点港区设立巡回审判点与司法服务站，推动矛盾化解于一线、纠纷消弭于诉前，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现代水运市场体系。
法治兴则事业兴，规则强则流域活。由“地理上游”迈向“发展上游”，究其根本，是发展方式在法治轨道上的系统性重塑，也是治理现代化在流域场域的具体展开。面向“十五五”，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体建设法治贵州、平安贵州，以协同立法守护绿色水脉、以产权保护赋能品牌出海、以依法行政涵养市场生态，把贵州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持续转化为受法治确认与保障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发展胜势，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贵州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贡献坚实法治力量。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流域经济尤然。其横跨上下游、纵连左右岸、贯通干支流，兼具跨域性、外部性与公共性，单一行政区划、单一部门规制难以奏效，内在地要求规则统一、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法治保障，以协调利益、定分止争，实现流域一体保护与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强调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支持流域上下游协同发展。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两大流域上游交汇之地，山地和丘陵占比达92.5%，是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又受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的区位制约，统筹发展与保护任务至为艰巨。推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全过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通道建设、产业升级与市场培育，引领贵州由“地理上游”迈向“发展上游”。
强化协同立法，以良法善治守护绿色水脉。水运通道系流域经济之命脉，良法则为绿色水运之前提。建设生态航道、绿色港口，必先筑牢系统完备的制度根基。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统领，统筹适用水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航道法、港口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规，将生态护岸、鱼道设置、增殖放流、岸电使用、清洁能源船舶等绿色要求嵌入规划环评、项目审批、竣工验收与排污许可的法定程序，严格落实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确保工程建设循法而行、生态管控不留盲区。鉴于贵州磷矿、磷肥产业集聚，尤应严格执行长江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落实总磷污染控制方案，对磷矿磷肥生产集中的长江干支流实施更为严格的总磷排放管控，依法守住水环境质量底线。流域的整体性，决定了治理的协同性。2021年，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个共同决定加三个条例”的形式，同步审议、同步施行《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及各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开全国地方流域共同立法之先河，在统一环境准入、污染排放标准与协同监管执法上实现由“联动”向“共立”的跃升。发展两江上游水运经济，应用好用足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推进航道港口规划、岸线利用等事项跨区域协同立法，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和联合河湖长制，统一执法裁量基准，破解上下游标准不一、左右岸权责不清之弊。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须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健全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行政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杜绝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充分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用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制度，推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落实增殖放流、替代性修复等恢复性司法举措，令破坏水生态者依法承担修复与赔偿之责。顺应数字赋能趋势，还须遵循数据安全法，健全电子证照和智能航运标准规则，推动涉港航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规范运行，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严格产权保护，以法治刚性护航品牌出海。产权为市场经济之基石，亦是特色产品沿价值链攀升的制度前提。酱酒、磷矿、茶叶、苗绣、避暑“五宝”行销四方，必以权属明晰、救济有力的法治保障为根基。须落实民法典关于物权、合同与知识产权的基础性规定，统筹适用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格局，推动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依法保护商业秘密。依法强化地理标志保护，善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精准护持酱酒、茶叶等地理标志产品与苗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标识及品质声誉，保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法权益；对恶意抢注、仿冒混淆、虚假宣传诸行为，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显著提高侵权成本，令“贵字号”产品品质可守、声誉可维。对磷、锰等资源型产业，应依据长江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及强制性标准，规范开发秩序，推动精深加工和落后产能依法退出，抬升产业链中高端竞争力。须依照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健全特色产品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和全程溯源体系，筑牢质量底线。塑造“贵品水运”公共品牌，应将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追溯的要求凝练为团体标准与管理规范，依法确立品牌授权、使用许可及准入退出机制，以契约与标准厘定权责，对质量失信者依约清退、依法追责。围绕酱酒集装箱班轮、生鲜冷链快船、客货旅游专线，须依照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法规和民法典合同编，规范运输、仓储、提单、仓单、多式联运等法律关系，明晰承运人、托运人、港口经营人之权利义务，引导临港加工、物流园区企业合规经营，以契约之严守保障货物到港即加工、加工完即装船，推动水运由运输通道向经济走廊跃升。
深化依法行政，以公平正义涵养市场生态。法治化营商环境乃市场主体成长壮大之沃土，其要在于职权法定、公平竞争、可预期、可信赖。针对贵州水运市场主体偏少、流通模式单一之现状，须以法治政府建设为牵引，将“放管服”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严格实施行政许可法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凡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一律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各类规定，保障各类港航物流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涉水运重大规划和产业政策，应遵循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强化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确保程序正当、责任明确。扶持各类港航企业的财税、金融、用地政策须于法有据、连续稳定，落实行政许可信赖保护，防范“新官不理旧账”与政策随意变更，以诚信政府建设稳定市场预期。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细化行政裁量权基准，坚持过罚相当、程序正当，推行柔性执法和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清单，健全信用监管与信用修复，纠治趋利性、选择性执法。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依法审理涉企行政诉讼，监督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审慎适用强制措施，落实比例原则和善意文明执行，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发挥破产重整救治功能。须依法规范水运物流信息平台数据采集与共享，依民法典及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规则规范发展物流金融、仓单质押，防范虚假仓单、重复质押风险；健全冷链标准，厘清货损责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调解、仲裁、诉讼完善一站式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在重点港区设立巡回审判点与司法服务站，推动矛盾化解于一线、纠纷消弭于诉前，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现代水运市场体系。
法治兴则事业兴，规则强则流域活。由“地理上游”迈向“发展上游”，究其根本，是发展方式在法治轨道上的系统性重塑，也是治理现代化在流域场域的具体展开。面向“十五五”，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体建设法治贵州、平安贵州，以协同立法守护绿色水脉、以产权保护赋能品牌出海、以依法行政涵养市场生态，把贵州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持续转化为受法治确认与保障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发展胜势，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贵州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贡献坚实法治力量。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