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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信诈骗犯罪证据协作路径探析
■张伟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证据协作是一个涉及多国、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从中国境内非法出境到以缅甸为代表的大湄公河沿线国家，从事电信网络诈骗人员仅可统计人数就高达5万人以上，检察机关在打击该类犯罪的过程中面临的相关证据问题，给正确定罪量刑和挽回受害人财产损失带来了诸多影响。为切实维护区域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断提升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能力水平，开展检察领域大湄公河区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证据协作具有紧迫性、必要性。
一、跨境证据协作的现实困境
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因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差异及部分区域治理缺失，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重灾区。2009年，中国公安部与台湾地区警方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加大，不少诈骗团伙遂将诈骗产业转移至老挝、菲律宾、缅甸等国家，近年来则主要集中于大湄公河区域沿线相关国家。K地作为中国内陆通往缅北等地的陆路枢纽，检察机关近年起诉涉诈人员数百人，案件样本丰富，集中反映了跨境证据协作的三大困境。
（一）证据链单一薄弱，定罪量刑难以达到证明标准
从K地样本看，多数案件证据种类高度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形成“孤证”局面。例如，在胡某偷越国境案中，其本人对参与缅北诈骗活动的供述详细且稳定，但因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最终仅以偷越国境罪定罪，未能追究其诈骗罪责。此外，赃款流向证据普遍缺失，导致追赃挽损困难，影响打击效果。这种情况在K地样本中并非个例，据对50起典型案例的统计分析，有68%的案件存在类似证据困境。
（二）跨境取证成本高昂，司法程序难以承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审查起诉均有严格的时限规定。然而，跨境证据协作涉及外交沟通、司法互助、语言文化障碍等多重环节，导致周期漫长、成本激增。一次成功的跨境取证动辄耗费数十万元，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适应国内紧凑的诉讼程序，致使大量案件被迫“降格”处理。
（三）技术壁垒与规则差异，新型证据运用受限
区块链、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等新型证据形式，在证明资金流向、固定电子数据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然而，区域内各国技术发展水平与证据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的数据交换与互认规则，使得高效、规范的电子证据协作难以实现。检察大数据模型也因缺乏跨国数据支撑，难以在跨境预警与智能取证中发挥实效。
二、困境成因的多层次剖析
跨境取证协作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一）微观层面：个案特征与司法资源的矛盾
对于“从犯型”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层级低、单案案值相对较小，投入大量司法资源进行跨国深度调查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诈骗集团“金主”隐身境外，组织架构严密，导致关键证据链断裂，难以实现全链条打击。K地样本显示，大部分被起诉人员均为从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幕后“金主”的调查因司法资源限制难以深入。
（二）中观层面：协作机制缺位与标准不一
目前，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间缺乏针对电信诈骗证据协作的专门化、常态化机制。各国证据规则差异显著，例如缅甸允许未经签字的警方陈述作为证据，而我国则要求严格的合法性转化。缺乏权威的典型案例指引，也导致各地检察机关在证据审查与采信标准上存在分歧，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三）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制度差异
区域内各国在政治体制、法律传统与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缅北等地的特区治理模式更为犯罪提供了庇护。尽管存在《湄公河协议》等区域合作框架，但其内容多集中于经济与安全领域，尚未细化延伸到打击电信诈骗的证据协作层面，导致合作“有框架、无细则”。这种宏观层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证据协作深化的根本原因。
三、完善证据协作的路径构建
（一）强化电子证据主导，构建大数据赋能体系
应确立电子证据在跨境诈骗案件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检察机关与公安、金融、移民、交通等部门数据联动，构建“人员轨迹、通讯网络、资金流水”多维数据分析模型，揭示犯罪团伙的内部关联，突破“口供中心主义”。同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个人电子设备的数据恢复与审查，即使其作案手机被收缴，其用于联系“蛇头”、收取提成的个人设备仍是关键证据源。
（二）培育专业检察人才，推动典型案例引领
亟需培养一支既精通检察业务，又熟悉澜湄区域国家法律、语言与文化，并掌握大数据应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议以广西、云南等前沿省份为基地，通过联合培训、跨境跟案、实战演练等方式加速人才成长。同时，最高检可牵头遴选和发布一批跨境证据协作典型案例，为全国检察机关提供规范化指引，统一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标准。
（三）深化机制建设，搭建协同治理平台
建议在“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现有框架下，推动设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证据协作”专项子机制。明确跨境电子证据的提取、固定、转换与采信标准，简化协作流程。可依托贵阳等国家级大数据中心的技术优势，探索构建安全、高效的“中国-东盟检察取证协作平台”，逐步实现犯罪线索、资金流向、人员信息的共享与核验，最终实现从个案协查到体系化治理的跃升。
（作者系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证据协作是一个涉及多国、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从中国境内非法出境到以缅甸为代表的大湄公河沿线国家，从事电信网络诈骗人员仅可统计人数就高达5万人以上，检察机关在打击该类犯罪的过程中面临的相关证据问题，给正确定罪量刑和挽回受害人财产损失带来了诸多影响。为切实维护区域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断提升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能力水平，开展检察领域大湄公河区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证据协作具有紧迫性、必要性。
一、跨境证据协作的现实困境
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因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差异及部分区域治理缺失，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重灾区。2009年，中国公安部与台湾地区警方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加大，不少诈骗团伙遂将诈骗产业转移至老挝、菲律宾、缅甸等国家，近年来则主要集中于大湄公河区域沿线相关国家。K地作为中国内陆通往缅北等地的陆路枢纽，检察机关近年起诉涉诈人员数百人，案件样本丰富，集中反映了跨境证据协作的三大困境。
（一）证据链单一薄弱，定罪量刑难以达到证明标准
从K地样本看，多数案件证据种类高度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形成“孤证”局面。例如，在胡某偷越国境案中，其本人对参与缅北诈骗活动的供述详细且稳定，但因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最终仅以偷越国境罪定罪，未能追究其诈骗罪责。此外，赃款流向证据普遍缺失，导致追赃挽损困难，影响打击效果。这种情况在K地样本中并非个例，据对50起典型案例的统计分析，有68%的案件存在类似证据困境。
（二）跨境取证成本高昂，司法程序难以承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审查起诉均有严格的时限规定。然而，跨境证据协作涉及外交沟通、司法互助、语言文化障碍等多重环节，导致周期漫长、成本激增。一次成功的跨境取证动辄耗费数十万元，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适应国内紧凑的诉讼程序，致使大量案件被迫“降格”处理。
（三）技术壁垒与规则差异，新型证据运用受限
区块链、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等新型证据形式，在证明资金流向、固定电子数据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然而，区域内各国技术发展水平与证据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的数据交换与互认规则，使得高效、规范的电子证据协作难以实现。检察大数据模型也因缺乏跨国数据支撑，难以在跨境预警与智能取证中发挥实效。
二、困境成因的多层次剖析
跨境取证协作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一）微观层面：个案特征与司法资源的矛盾
对于“从犯型”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层级低、单案案值相对较小，投入大量司法资源进行跨国深度调查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诈骗集团“金主”隐身境外，组织架构严密，导致关键证据链断裂，难以实现全链条打击。K地样本显示，大部分被起诉人员均为从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幕后“金主”的调查因司法资源限制难以深入。
（二）中观层面：协作机制缺位与标准不一
目前，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间缺乏针对电信诈骗证据协作的专门化、常态化机制。各国证据规则差异显著，例如缅甸允许未经签字的警方陈述作为证据，而我国则要求严格的合法性转化。缺乏权威的典型案例指引，也导致各地检察机关在证据审查与采信标准上存在分歧，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三）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制度差异
区域内各国在政治体制、法律传统与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缅北等地的特区治理模式更为犯罪提供了庇护。尽管存在《湄公河协议》等区域合作框架，但其内容多集中于经济与安全领域，尚未细化延伸到打击电信诈骗的证据协作层面，导致合作“有框架、无细则”。这种宏观层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证据协作深化的根本原因。
三、完善证据协作的路径构建
（一）强化电子证据主导，构建大数据赋能体系
应确立电子证据在跨境诈骗案件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检察机关与公安、金融、移民、交通等部门数据联动，构建“人员轨迹、通讯网络、资金流水”多维数据分析模型，揭示犯罪团伙的内部关联，突破“口供中心主义”。同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个人电子设备的数据恢复与审查，即使其作案手机被收缴，其用于联系“蛇头”、收取提成的个人设备仍是关键证据源。
（二）培育专业检察人才，推动典型案例引领
亟需培养一支既精通检察业务，又熟悉澜湄区域国家法律、语言与文化，并掌握大数据应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议以广西、云南等前沿省份为基地，通过联合培训、跨境跟案、实战演练等方式加速人才成长。同时，最高检可牵头遴选和发布一批跨境证据协作典型案例，为全国检察机关提供规范化指引，统一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标准。
（三）深化机制建设，搭建协同治理平台
建议在“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现有框架下，推动设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证据协作”专项子机制。明确跨境电子证据的提取、固定、转换与采信标准，简化协作流程。可依托贵阳等国家级大数据中心的技术优势，探索构建安全、高效的“中国-东盟检察取证协作平台”，逐步实现犯罪线索、资金流向、人员信息的共享与核验，最终实现从个案协查到体系化治理的跃升。
（作者系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