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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调研
■ 李鑫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让外卖配送行业成为吸纳灵活就业的重要载体，贵州省G市作为西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典型城市，外卖员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城市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但该群体在劳动关系认定、社会保障覆盖、职业伤害救济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困境日益凸显。
一、调研概况
本次调研以G市外卖员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抽样覆盖全市6个区（县）9个外卖配送站点，涵盖专送、众包两类骑手。围绕基本信息、工作状况、劳动合同与社保、权益维护等5个方面设计30道调研问题，共发放问卷368份，有效回收284份，有效回收率77.17%。同时深度访谈6名相关人员，并结合国家及贵州省相关政策文本展开分析。
调研结果显示，G市外卖员群体以男性、中青年为主，整体学历偏低，专送骑手占比更高，从业者普遍从业时间短、流动性强，且农村转移劳动力、少数民族占比较高，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存在显著的特殊需求。
二、困境
调研发现，G市外卖员的劳动权益保障主要面临四大核心困境。
（一）劳动报酬缺乏保障，收入不稳定且扣费问题突出
67.8%的外卖员月均收入集中在4000-7000元区间，月收入8000元以上者仅占11.62%，收入来源以提成补贴为主。33.8%的骑手因延误、差评等遭遇工资克扣，部分众包骑手还面临平台隐性克扣工资的问题，薪酬权益受损现象普遍。
（二）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合同签订率偏低
G市外卖骑手整体劳动合同签订率仅38.7%，其中正式劳动合同占比17.3%，劳务、合作协议占比21.4%，61.3%的骑手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平台为规避用工责任倾向签订劳务合同，其中67.2%的骑手对劳动关系认知模糊，近七成骑手不会或不确定以劳动关系进行维权。
（三）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伤害救济缺口显著
G市外卖骑手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47.4%，工伤保险参保率15.8%，失业、生育保险参保率均不足5%，32.75%的骑手未被纳入任何保障体系。
未参加职工社保的主因是平台与站点未履行缴纳义务，同时个人缴费压力大、政策认知不足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虽有部分骑手购买商业意外险，但普遍存在赔付额度低、理赔流程繁琐等问题，近半数骑手曾遭遇交通事故或职业伤害，超四成需自行承担医疗费用。
（四）休息权益受损，维权机制实效不足
超时工作成为常态，33.45%的骑手日均工作10-12小时，23.59%的骑手每周无休，78.3%的骑手法定节假日在岗但无任何加班报酬，只有单价补贴。63.2%的骑手出现腰椎颈椎等职业病。此外，劳动纠纷发生率达38.7%，但仅8.7%的骑手选择投诉，维权成功率仅3.2%，超六成骑手不了解维权渠道，流程繁琐、成本高成为骑手放弃维权的主要原因。
三、成因剖析
个人认为G市外卖员权益保障困境是制度、平台、个人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制度层面
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以传统标准劳动关系为核心，难以适配平台灵活用工模式，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社保制度参保门槛高，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强制捆绑，将大量众包骑手排除在外。
（二）平台层面
算法管理未兼顾G市多山的地域特征，给骑手带来高强度履约压力，同时多层外包的用工模式造成用工责任虚化，平台转嫁法定义务，配送商资质薄弱、无力承担保障责任，导致骑手权益保障难以落地。
（三）个人层面
骑手整体学历偏低，67.2%不了解劳动相关法规，45.7%不清楚自身合法权益，且58.3%的骑手计划1-2年内转型，短期就业心态使其忽视权益保障，甚至主动放弃签合同、缴社保的合法权利。
四、结论
本次实证调研表明，G市外卖员面临着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覆盖低、休息权益保障弱、维权渠道不畅通的系统性困境，这一问题既具备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共性，又因当地农村转移劳动力集中、少数民族群众占比高、地形气候特殊呈现出地域特殊性。破解这一困境，需构建政府—平台—个人三方协同治理体系，各方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唯有切实解决外卖员群体的权益保障难题，才能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协同推进，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
〔作者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让外卖配送行业成为吸纳灵活就业的重要载体，贵州省G市作为西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典型城市，外卖员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城市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但该群体在劳动关系认定、社会保障覆盖、职业伤害救济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困境日益凸显。
一、调研概况
本次调研以G市外卖员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抽样覆盖全市6个区（县）9个外卖配送站点，涵盖专送、众包两类骑手。围绕基本信息、工作状况、劳动合同与社保、权益维护等5个方面设计30道调研问题，共发放问卷368份，有效回收284份，有效回收率77.17%。同时深度访谈6名相关人员，并结合国家及贵州省相关政策文本展开分析。
调研结果显示，G市外卖员群体以男性、中青年为主，整体学历偏低，专送骑手占比更高，从业者普遍从业时间短、流动性强，且农村转移劳动力、少数民族占比较高，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存在显著的特殊需求。
二、困境
调研发现，G市外卖员的劳动权益保障主要面临四大核心困境。
（一）劳动报酬缺乏保障，收入不稳定且扣费问题突出
67.8%的外卖员月均收入集中在4000-7000元区间，月收入8000元以上者仅占11.62%，收入来源以提成补贴为主。33.8%的骑手因延误、差评等遭遇工资克扣，部分众包骑手还面临平台隐性克扣工资的问题，薪酬权益受损现象普遍。
（二）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合同签订率偏低
G市外卖骑手整体劳动合同签订率仅38.7%，其中正式劳动合同占比17.3%，劳务、合作协议占比21.4%，61.3%的骑手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平台为规避用工责任倾向签订劳务合同，其中67.2%的骑手对劳动关系认知模糊，近七成骑手不会或不确定以劳动关系进行维权。
（三）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伤害救济缺口显著
G市外卖骑手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47.4%，工伤保险参保率15.8%，失业、生育保险参保率均不足5%，32.75%的骑手未被纳入任何保障体系。
未参加职工社保的主因是平台与站点未履行缴纳义务，同时个人缴费压力大、政策认知不足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虽有部分骑手购买商业意外险，但普遍存在赔付额度低、理赔流程繁琐等问题，近半数骑手曾遭遇交通事故或职业伤害，超四成需自行承担医疗费用。
（四）休息权益受损，维权机制实效不足
超时工作成为常态，33.45%的骑手日均工作10-12小时，23.59%的骑手每周无休，78.3%的骑手法定节假日在岗但无任何加班报酬，只有单价补贴。63.2%的骑手出现腰椎颈椎等职业病。此外，劳动纠纷发生率达38.7%，但仅8.7%的骑手选择投诉，维权成功率仅3.2%，超六成骑手不了解维权渠道，流程繁琐、成本高成为骑手放弃维权的主要原因。
三、成因剖析
个人认为G市外卖员权益保障困境是制度、平台、个人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制度层面
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以传统标准劳动关系为核心，难以适配平台灵活用工模式，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社保制度参保门槛高，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强制捆绑，将大量众包骑手排除在外。
（二）平台层面
算法管理未兼顾G市多山的地域特征，给骑手带来高强度履约压力，同时多层外包的用工模式造成用工责任虚化，平台转嫁法定义务，配送商资质薄弱、无力承担保障责任，导致骑手权益保障难以落地。
（三）个人层面
骑手整体学历偏低，67.2%不了解劳动相关法规，45.7%不清楚自身合法权益，且58.3%的骑手计划1-2年内转型，短期就业心态使其忽视权益保障，甚至主动放弃签合同、缴社保的合法权利。
四、结论
本次实证调研表明，G市外卖员面临着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覆盖低、休息权益保障弱、维权渠道不畅通的系统性困境，这一问题既具备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共性，又因当地农村转移劳动力集中、少数民族群众占比高、地形气候特殊呈现出地域特殊性。破解这一困境，需构建政府—平台—个人三方协同治理体系，各方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唯有切实解决外卖员群体的权益保障难题，才能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协同推进，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
〔作者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