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平台企业经营中的潜规则现象梳理及建议
■韩飞 范柏乃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已从单纯的交易中介演变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其在算法排序、流量分发、价格机制等方面的操作，深刻影响着市场结构与竞争秩序。然而，部分平台在追求流量变现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以“技术中立”为名，广泛嵌入流量内倾、算法干预、自营优待、抽佣不透明等“潜规则”，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商户被迫让利、劳动者过度内卷、用户认知受限等问题，严重破坏了平台生态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提出“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立法，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法律制度，抓紧补齐短板”。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平台生态，建立系统化、透明化的治理规则已成为当务之急。平台治理已经从传统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转向对平台“如何制定并运用规则”的制度性审视，亟需厘清潜规则的运行逻辑，推动规则治理前移，构建公开、公正、有序的平台治理新格局。
一、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主要形式及危害
在算法驱动、流量主导的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既扮演交易中介者，又充当规则制定者，通过隐藏式规则操控资源分配和行为激励，构建出看似中立、实则倾斜的竞争格局。当前，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主要形式及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资源分配失衡，中小商户遭遇流量挤压。电商、外卖等交易中介型平台普遍存在流量内倾、抽佣不透明等问题。平台通过“二选一”“搜索屏蔽”“排名下沉”等隐性操作限制商户多平台经营自由，强迫其“站队”以换取曝光。同时，高额及不透明抽佣持续侵蚀商户利润。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中提到，美团平台绝大部分商家佣金在6%-8%的水平，且部分商家表示实际佣金远超此水平。商户陷入“低价换流量”的恶性循环，行业整体利润空间被压缩，服务质量下降。
（二）算法控制过度，灵活就业者议价能力受限。网约车、家政等服务中介型平台依赖算法实现对劳动者的全流程控制。平台通过“双向压价”机制在供需两端套利，并以“服务分”“接单成功率”等指标操纵派单资格，劳动者一旦评分下滑即面临流量封锁与收入下滑，陷入“算法裹挟—收入下滑”的被动境地，劳动权利边界被不断压缩。相关研究表明，许多网约工日均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尤其在“双十一”或服务高峰期间承受了极大的身体与精神压力。
（三）推荐机制趋利，内容创作者逐步边缘化。平台内容生态逐步被功利化趋势主导，原创力与多元价值遭受压制。内容分发型平台加剧流量向自营与商业内容倾斜，“点击优先”逻辑挤压原创与专业内容的可见性。在YouTube等平台，头部创作者垄断了90%以上流量，广告分成模式导致普通创作者收益微薄，原创性与多元化内容遭遇压制。大量资源向头部商业账号集中，普通创作者即便内容优质也难以获得稳定曝光，面临“看得见门槛、够不着流量”的困境。
（四）规则不透明，平台治理权力边界模糊。尽管平台业态多样，但“潜规则”普遍体现为规则隐蔽、算法不可审与信息不对称。这种结构性不透明削弱了消费者、商户和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平台从中立组织者异化为操控者。由于现有监管制度分层不清、响应迟缓，治理难以精准落点；平台、开发者与数据供应商之间的责任链条模糊，用户沦为概率模型的附属品，形成监管与治理的“双重真空”。
二、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治理对策
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形成，根源在于对算法、数据和规则设定的高度垄断，造成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和行为难预测的结构性失衡。随着平台经济广泛渗透社会各领域，亟需在公平机制嵌入的前提下，分类治理、结构纠偏与制度创新，引导竞争格局由“隐性操控”走向“透明规范”。
（一）厘清平台角色边界，防止规则设定权滥用。部分平台同时兼具市场组织者与经营主体双重身份，导致规则设定偏向自身利益，扰乱市场公平。应明晰平台职责边界，强化中立义务。建议如下：一是推行交易身份标示制度，强制平台明确标注“自营”或“第三方”，避免误导用户；二是建立混合经营信息披露机制，定期公开流量分配、佣金结构、促销策略等关键运营数据；三是加强反垄断结构审查，将混营行为纳入日常监管，重点约束头部平台的市场支配行为。
（二）提升算法透明度，增强规则可解释性与问责性。平台算法已成为事实上的交易规则，但仍处于“黑箱”状态，缺乏外部监督。应推动规则公开、过程可控、行为可问。建议如下：一是制定规则公开标准，由工信部牵头推动平台披露流量分发、佣金机制、信用评分等核心指标；二是设立规则明示专区，集中展示规则内容和更新动态，保障用户知情权与商户申诉权；三是建立治理透明指数，委托第三方评估平台的规则变动频率、公平性和佣金波动，定期发布公示报告。
（三）聚焦重点领域监管，精准整治不正当竞争。“潜规则”隐蔽性强、类型复杂，需建立清单式监管机制与联合惩戒体系，提升识别力与应对力。建议如下：一是制定不正当竞争负面清单，明确“二选一”“杀熟”“算法操控”等行为的界定标准；二是建立异常行为预警机制，整合平台报送、用户举报与舆情信息，实现风险快速识别与干预；三是推行平台信用积分制度，将严重违规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并与融资、监管、资源分配等联动惩戒。
（四）培育多元平台生态，探索公共治理新机制。头部平台集中度高、路径锁定明显，应引导生态多元共生，提升平台公共性与制度弹性。建议如下：一是设立生态扶持基金，支持地方性、行业性、小微平台发展，鼓励公益导向与普惠模式探索；二是推动公共平台机制试点，在交通、教育、文旅等领域建设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开放型平台；三是开展规则互认与数据互通试点，在信用评价、合规审查等环节推动主流平台实现标准协同与数据共享，破除“数据孤岛”和“规则壁垒”。
总之，平台企业经营中的“潜规则”反映的是制度滞后与监管真空交织下的结构性治理缺口。关键在于前移监管关口、重塑规则公平、压实平台责任。应从“事后惩治”转向“事前规制”，从“平台自治”走向“多元共治”，围绕规则制定权、算法解释权和数据控制权，构建分层分类、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数字平台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向公平有序、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韩飞系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作者范柏乃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模式研究”〈选题编号：2025RW21〉）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已从单纯的交易中介演变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其在算法排序、流量分发、价格机制等方面的操作，深刻影响着市场结构与竞争秩序。然而，部分平台在追求流量变现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以“技术中立”为名，广泛嵌入流量内倾、算法干预、自营优待、抽佣不透明等“潜规则”，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商户被迫让利、劳动者过度内卷、用户认知受限等问题，严重破坏了平台生态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提出“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立法，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法律制度，抓紧补齐短板”。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平台生态，建立系统化、透明化的治理规则已成为当务之急。平台治理已经从传统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转向对平台“如何制定并运用规则”的制度性审视，亟需厘清潜规则的运行逻辑，推动规则治理前移，构建公开、公正、有序的平台治理新格局。
一、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主要形式及危害
在算法驱动、流量主导的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既扮演交易中介者，又充当规则制定者，通过隐藏式规则操控资源分配和行为激励，构建出看似中立、实则倾斜的竞争格局。当前，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主要形式及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资源分配失衡，中小商户遭遇流量挤压。电商、外卖等交易中介型平台普遍存在流量内倾、抽佣不透明等问题。平台通过“二选一”“搜索屏蔽”“排名下沉”等隐性操作限制商户多平台经营自由，强迫其“站队”以换取曝光。同时，高额及不透明抽佣持续侵蚀商户利润。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中提到，美团平台绝大部分商家佣金在6%-8%的水平，且部分商家表示实际佣金远超此水平。商户陷入“低价换流量”的恶性循环，行业整体利润空间被压缩，服务质量下降。
（二）算法控制过度，灵活就业者议价能力受限。网约车、家政等服务中介型平台依赖算法实现对劳动者的全流程控制。平台通过“双向压价”机制在供需两端套利，并以“服务分”“接单成功率”等指标操纵派单资格，劳动者一旦评分下滑即面临流量封锁与收入下滑，陷入“算法裹挟—收入下滑”的被动境地，劳动权利边界被不断压缩。相关研究表明，许多网约工日均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尤其在“双十一”或服务高峰期间承受了极大的身体与精神压力。
（三）推荐机制趋利，内容创作者逐步边缘化。平台内容生态逐步被功利化趋势主导，原创力与多元价值遭受压制。内容分发型平台加剧流量向自营与商业内容倾斜，“点击优先”逻辑挤压原创与专业内容的可见性。在YouTube等平台，头部创作者垄断了90%以上流量，广告分成模式导致普通创作者收益微薄，原创性与多元化内容遭遇压制。大量资源向头部商业账号集中，普通创作者即便内容优质也难以获得稳定曝光，面临“看得见门槛、够不着流量”的困境。
（四）规则不透明，平台治理权力边界模糊。尽管平台业态多样，但“潜规则”普遍体现为规则隐蔽、算法不可审与信息不对称。这种结构性不透明削弱了消费者、商户和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平台从中立组织者异化为操控者。由于现有监管制度分层不清、响应迟缓，治理难以精准落点；平台、开发者与数据供应商之间的责任链条模糊，用户沦为概率模型的附属品，形成监管与治理的“双重真空”。
二、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治理对策
平台企业经营中潜规则的形成，根源在于对算法、数据和规则设定的高度垄断，造成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和行为难预测的结构性失衡。随着平台经济广泛渗透社会各领域，亟需在公平机制嵌入的前提下，分类治理、结构纠偏与制度创新，引导竞争格局由“隐性操控”走向“透明规范”。
（一）厘清平台角色边界，防止规则设定权滥用。部分平台同时兼具市场组织者与经营主体双重身份，导致规则设定偏向自身利益，扰乱市场公平。应明晰平台职责边界，强化中立义务。建议如下：一是推行交易身份标示制度，强制平台明确标注“自营”或“第三方”，避免误导用户；二是建立混合经营信息披露机制，定期公开流量分配、佣金结构、促销策略等关键运营数据；三是加强反垄断结构审查，将混营行为纳入日常监管，重点约束头部平台的市场支配行为。
（二）提升算法透明度，增强规则可解释性与问责性。平台算法已成为事实上的交易规则，但仍处于“黑箱”状态，缺乏外部监督。应推动规则公开、过程可控、行为可问。建议如下：一是制定规则公开标准，由工信部牵头推动平台披露流量分发、佣金机制、信用评分等核心指标；二是设立规则明示专区，集中展示规则内容和更新动态，保障用户知情权与商户申诉权；三是建立治理透明指数，委托第三方评估平台的规则变动频率、公平性和佣金波动，定期发布公示报告。
（三）聚焦重点领域监管，精准整治不正当竞争。“潜规则”隐蔽性强、类型复杂，需建立清单式监管机制与联合惩戒体系，提升识别力与应对力。建议如下：一是制定不正当竞争负面清单，明确“二选一”“杀熟”“算法操控”等行为的界定标准；二是建立异常行为预警机制，整合平台报送、用户举报与舆情信息，实现风险快速识别与干预；三是推行平台信用积分制度，将严重违规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并与融资、监管、资源分配等联动惩戒。
（四）培育多元平台生态，探索公共治理新机制。头部平台集中度高、路径锁定明显，应引导生态多元共生，提升平台公共性与制度弹性。建议如下：一是设立生态扶持基金，支持地方性、行业性、小微平台发展，鼓励公益导向与普惠模式探索；二是推动公共平台机制试点，在交通、教育、文旅等领域建设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开放型平台；三是开展规则互认与数据互通试点，在信用评价、合规审查等环节推动主流平台实现标准协同与数据共享，破除“数据孤岛”和“规则壁垒”。
总之，平台企业经营中的“潜规则”反映的是制度滞后与监管真空交织下的结构性治理缺口。关键在于前移监管关口、重塑规则公平、压实平台责任。应从“事后惩治”转向“事前规制”，从“平台自治”走向“多元共治”，围绕规则制定权、算法解释权和数据控制权，构建分层分类、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数字平台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向公平有序、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韩飞系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作者范柏乃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模式研究”〈选题编号：2025RW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