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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山贵水贵有“法”
■记者 陈景雄
4月16日，长江上游赤水河传来喜讯：科研人员首次在人工改造的河道环境中，实现了珍稀濒危物种长江鲟自然产卵与孵化。这一成果背后，是贵州赤水法院与中国科学院水生所联合打造的司法科研融合平台，通过司法认领培育项目的方式，为濒危物种繁育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
如何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如何让法治更深层次地融入生态保护每一个环节？近年来，贵州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生态修复、制度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发力，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贵州的绿水青山、蓝天净土，为“美丽贵州”提供法治支撑。
司法修复重塑生态治理逻辑
清晨，清水江岸，戴着“红袖套”的巡河员邰某顺水而行。一年前，他还是个非法电鱼者，如今，他成为一名“护渔人”，在曾经“闹鱼”的水域守护鱼群。
这一身份的转变，源于雷山法院创立的“护渔令”制度：让符合条件的非法捕捞人员通过巡河护渔代偿生态修复责任。
清水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生态优良、鱼群种类众多，但也因此成为非法捕捞“重灾区”。
如何防治反复、修复生态？雷山法院给出的答案，是从惩罚向治理延伸。
从“护渔令”到增殖放流，从补植复绿到生态补偿，法院引导涉案人员主动承担修复责任。截至目前，清水江流域涉案被执行人已缴纳生态修复费用数十万元，用于鱼苗投放、水草栽植与河岸修复等项目。
修复生态，也要修复人心。雷山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一些渔民因生计困难频繁违法，便主动发出司法建议，推动政府出台帮扶政策，支持退捕渔民转业就业创业保障、基本生活救助、安置保障资金发放等。
一条江的生态，系于每一处细节；一份判决的分量，也不应止于法庭之上。
近年来，贵州法院广泛推行“谁破坏、谁修复”责任机制，生态修复成为环境资源审判的关键环节。2022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理环境资源案件12990件，补植复绿130万株，增殖放流750万尾，建成生态修复基地64个。
制度创新破解生态治理难题
今年3月，《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两个月后，贵州法院共发出5份古树保护令，但同期涉古树案件仅有4起。数据“倒挂”背后，是法院主动介入生态纠纷前端的尝试。
贵州地处喀斯特地貌区，流域水体连通性强、生态敏感。传统按行政区划设立审判机制，难以应对流域污染、跨界破坏等生态问题。对此，贵州法院推动环境审判从“就案办案”走向“系统治理”，制度供给持续加强。
流域共治，贵州高院与广东、广西、云南3省区高院共同召开珠江流域（西江）生态司法协作会议，推动跨区域审判规则统一；赤水河流域，遵义、毕节中院与四川泸州、云南昭通等地法院联动，形成五类环境犯罪量刑协同机制；黔东南、黔南等地中院也与广西、湖南签署司法协作协议，覆盖多个重要流域……
针对环境司法专门化，贵州法院不断优化机构设置。在非集中管辖法院设立巡回审理点、法官工作站，加强集中管辖法院与非集中管辖法院的协同配合。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等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中选任专家陪审员100余名，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技术专家通过参与庭审、发表专业意见，环境资源审判专业难题得以破解。
制度的触角也延伸到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与文化遗产领域。在荔波，法院与生态部门共建“蓝丝绒”司法保护品牌，围绕金毛狗蕨（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打造生态修复基地，推动“案件+保护点+监测点”的长效保护机制；江口法院审理“梵净山金顶摩崖刻字案”，强化自然与人文遗产一体化司法保护；黔东南中院则在古村落设立法官工作站，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司法衔接的实践路径，守护乡愁记忆。
一纸复绿令、一份协作协议、一处保护基地……贵州法院正以制度为支点，推动生态审判全面融入基层治理网络，为绿色发展打下法治“地基”。
司法赋能护航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司法不是简单说不，而要找到保护与发展的最优解。
夜郎湖，是长江右岸最大支流乌江的源头之一，也是安顺市饮用水源地。2023年，因上游一矿井操作不当，导致生产废水超标，并直接流入夜郎湖流域。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不仅判令企业缴纳15.54万元修复费用并当庭道歉，平息了企业与当地群众的矛盾，还会同多部门在涉案地设立生态修复基地，利用赔偿金种植公益林百亩，实现异地生态补偿。
如今，千余株苗木已生根发芽，企业经营稳定恢复。“法院不仅是执法者，也是帮我们想办法的人。”企业负责人感慨。
司法不仅“纠错”，也在“纾困”。去年年中，贵州高院出台《关于为推进我省“富矿精开”战略实施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盗采矿产资源案件的同时，强调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助力企业脱困重生。今年3月，六盘水一矿企煤炭储量约2800万吨，储量大、煤质优，具有巨大经济价值，但因采矿权权属问题导致经营困难，濒临破产。六盘水中院收到该矿企破产申请后，多方走访调查，指导帮助该矿企通过提起用益物权确认诉讼解决采矿权权属问题。
类似的创新举措在贵州不胜枚举。
如何把握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对贵州法院而言，正是以制度创新回应时代命题，为“富矿精开”立起法治坐标，也为高质量发展夯实生态根基。
4月16日，长江上游赤水河传来喜讯：科研人员首次在人工改造的河道环境中，实现了珍稀濒危物种长江鲟自然产卵与孵化。这一成果背后，是贵州赤水法院与中国科学院水生所联合打造的司法科研融合平台，通过司法认领培育项目的方式，为濒危物种繁育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
如何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如何让法治更深层次地融入生态保护每一个环节？近年来，贵州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生态修复、制度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发力，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贵州的绿水青山、蓝天净土，为“美丽贵州”提供法治支撑。
司法修复重塑生态治理逻辑
清晨，清水江岸，戴着“红袖套”的巡河员邰某顺水而行。一年前，他还是个非法电鱼者，如今，他成为一名“护渔人”，在曾经“闹鱼”的水域守护鱼群。
这一身份的转变，源于雷山法院创立的“护渔令”制度：让符合条件的非法捕捞人员通过巡河护渔代偿生态修复责任。
清水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生态优良、鱼群种类众多，但也因此成为非法捕捞“重灾区”。
如何防治反复、修复生态？雷山法院给出的答案，是从惩罚向治理延伸。
从“护渔令”到增殖放流，从补植复绿到生态补偿，法院引导涉案人员主动承担修复责任。截至目前，清水江流域涉案被执行人已缴纳生态修复费用数十万元，用于鱼苗投放、水草栽植与河岸修复等项目。
修复生态，也要修复人心。雷山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一些渔民因生计困难频繁违法，便主动发出司法建议，推动政府出台帮扶政策，支持退捕渔民转业就业创业保障、基本生活救助、安置保障资金发放等。
一条江的生态，系于每一处细节；一份判决的分量，也不应止于法庭之上。
近年来，贵州法院广泛推行“谁破坏、谁修复”责任机制，生态修复成为环境资源审判的关键环节。2022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理环境资源案件12990件，补植复绿130万株，增殖放流750万尾，建成生态修复基地64个。
制度创新破解生态治理难题
今年3月，《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两个月后，贵州法院共发出5份古树保护令，但同期涉古树案件仅有4起。数据“倒挂”背后，是法院主动介入生态纠纷前端的尝试。
贵州地处喀斯特地貌区，流域水体连通性强、生态敏感。传统按行政区划设立审判机制，难以应对流域污染、跨界破坏等生态问题。对此，贵州法院推动环境审判从“就案办案”走向“系统治理”，制度供给持续加强。
流域共治，贵州高院与广东、广西、云南3省区高院共同召开珠江流域（西江）生态司法协作会议，推动跨区域审判规则统一；赤水河流域，遵义、毕节中院与四川泸州、云南昭通等地法院联动，形成五类环境犯罪量刑协同机制；黔东南、黔南等地中院也与广西、湖南签署司法协作协议，覆盖多个重要流域……
针对环境司法专门化，贵州法院不断优化机构设置。在非集中管辖法院设立巡回审理点、法官工作站，加强集中管辖法院与非集中管辖法院的协同配合。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等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中选任专家陪审员100余名，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技术专家通过参与庭审、发表专业意见，环境资源审判专业难题得以破解。
制度的触角也延伸到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与文化遗产领域。在荔波，法院与生态部门共建“蓝丝绒”司法保护品牌，围绕金毛狗蕨（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打造生态修复基地，推动“案件+保护点+监测点”的长效保护机制；江口法院审理“梵净山金顶摩崖刻字案”，强化自然与人文遗产一体化司法保护；黔东南中院则在古村落设立法官工作站，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司法衔接的实践路径，守护乡愁记忆。
一纸复绿令、一份协作协议、一处保护基地……贵州法院正以制度为支点，推动生态审判全面融入基层治理网络，为绿色发展打下法治“地基”。
司法赋能护航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司法不是简单说不，而要找到保护与发展的最优解。
夜郎湖，是长江右岸最大支流乌江的源头之一，也是安顺市饮用水源地。2023年，因上游一矿井操作不当，导致生产废水超标，并直接流入夜郎湖流域。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不仅判令企业缴纳15.54万元修复费用并当庭道歉，平息了企业与当地群众的矛盾，还会同多部门在涉案地设立生态修复基地，利用赔偿金种植公益林百亩，实现异地生态补偿。
如今，千余株苗木已生根发芽，企业经营稳定恢复。“法院不仅是执法者，也是帮我们想办法的人。”企业负责人感慨。
司法不仅“纠错”，也在“纾困”。去年年中，贵州高院出台《关于为推进我省“富矿精开”战略实施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盗采矿产资源案件的同时，强调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助力企业脱困重生。今年3月，六盘水一矿企煤炭储量约2800万吨，储量大、煤质优，具有巨大经济价值，但因采矿权权属问题导致经营困难，濒临破产。六盘水中院收到该矿企破产申请后，多方走访调查，指导帮助该矿企通过提起用益物权确认诉讼解决采矿权权属问题。
类似的创新举措在贵州不胜枚举。
如何把握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对贵州法院而言，正是以制度创新回应时代命题，为“富矿精开”立起法治坐标，也为高质量发展夯实生态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