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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数字检察应用 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庄浩 李春红 朱伟莲
当前，数字中国建设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最高检“数字检察战略”，以数字革命赋能法律监督，是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引擎。本文结合贵州省六盘水市检察机关的实践探索，就数字检察如何更好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谈几点思考。
一、深化认识：把握数字检察赋能监督的时代意义
数字检察是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规划下，依托信息化系统，充分运用大数据，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检察办案更加公正、管理更加科学、服务更加精准的根本性变革，其核心在于赋能法律监督，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法治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检察机关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强调，“数字检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法律监督手段的革命”。这深刻阐明了数字检察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法律监督理念、机制、能力的系统性重塑，是破解监督“被动性、碎片化、浅层次”问题，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回应新时代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更高期待的必然选择。
二、积极探索：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的实践成效
六盘水市检察机关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拥抱数字革命，在法律监督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六盘水市检察机关深刻体会到数字检察首先带来的是理念的变革，推动着检察办案、管理和服务的深刻转型，促使检察人员从传统的“个案办理”思维向“类案治理”思维转变。
在实践层面，六盘水市检察机关积极研发和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目前，全市已建成覆盖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未成年人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及案管业务等主要业务条线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36个，其中21个已在最高检平台（贵州端）上架。例如，应用案件智能研判系统，实现了个案及时追踪与类案有效管控相结合；利用数字检察司法办案辅助系统，通过关键要素自动生成文书材料，有效节约了办案时间；运行案件质量评查系统，部署规则228条，实现“四大检察”案件的自动筛选、分类评查。
三、直面挑战：当前实践中的突出困难
尽管取得初步成效，但在实践中，无论是自建模型还是应用他建模型，效果与预期仍存差距。深入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困难：
数据壁垒难打通，共享基础待夯实。数据是基石。监督所需数据大量依赖外部（政务、司法、社会数据）。实践中壁垒突出：检察系统内部权限“倒三角”，基层权限不足、申请繁琐；政法跨部门平台受制于专网隔离、系统独立、节点不匹配，数据联通不畅。例如，六盘水盘州市人民检察院曾遇侦查机关撤回案件推送失败、逮捕按人推送、漏犯推送因系统判定“已立案”被退回等技术障碍，需人工协调，影响效率甚至可能导致超期。
数字思维待转变，应用能力需提升。部分检察人员对数字检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其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或上级任务，被动使用现有工具，缺乏主动学习和探索的自觉。传统“就案办案”理念根深蒂固，对数据的潜在价值不敏感，习惯于个案因果关系分析，不善于从数据中发现线索、进行类案监督和模型创新。在基层实践中，表现为运用模型进行系统性类案监督的能力较弱，对模型的原理、适用条件和调整优化缺乏理解，导致模型应用浮于表面，未能充分发挥数据赋能的深层潜力。
技术支撑显薄弱，专业力量待加强。基层技术力量普遍不足且结构性矛盾突出。六盘水市基层院多未设独立技术部门，少量技术人员往往“身兼数职”归属办公室，精力分散，难以专注于技术研发、模型维护与深度应用。导致技术供给与业务需求之间存在鸿沟。长期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专业培训，知识技能更新滞后，难以满足数字检察战略深入推进的要求。此外，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分属不同条线管理，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协作激励机制，业务需求难以精准转化为技术方案，技术成果也难以无缝融入办案流程，形成“懂业务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懂业务”的困局，严重制约了技术与监督的深度融合和整体效能的释放。
四、破局之道：深化数字检察赋能监督的路径
为破解难题，推动数字检察战略在基层走深走实，更好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建议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着力打破数据壁垒，夯实共享基础。数据整合是数字检察的生命线。一方面，优化检察系统内部数据权限管理，简化基层获取应用模型所需数据的审批流程，探索建立省级院统一审批机制，减少中间环节，确保基层办案人员及时便捷获取数据。另一方面，在党委政法委的统筹领导下，强力推进政法跨部门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与完善，打通专网隔离，统一系统节点，实现执法司法数据的有效联通和自动交换。同时，拓宽与社会数据库的联接渠道。积极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数据筛查、核查，提升监督效率和刚性。
二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明确监督方向。将数字检察工作深度融入法律监督整体格局。立足“四大检察”基本盘，结合地方实际，细化监督重点，构建完善检察监督框架。例如，在行政检察领域，可围绕行政争议化解、违法行为监督等业务，分析类案特点，明确依据，构建或应用模型进行精准筛查，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深化监督，形成类案治理效果。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要求，推动与行政机关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双向信息共享与监督。
三是全力培育复合人才，强化智力支撑。基层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数字检察人才培养。在招录、培训中充分考虑法律与技术的复合需求，加强对现有人员数字思维、数字技能的培训，特别是提升业务人员运用数据发现线索、进行类案监督的能力，培养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骨干力量。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展技术研究、模型开发和人才交流，为数字检察提供坚实的智力与技术支持。
四是强化府检联动协作，拓展数据来源。深化落实“府检联动”机制，积极探索与政府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加大力度推动有关部门与检察机关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打通如法院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渠道，优化法律监督模型，规范数据收集、流转与维护流程，努力实现信息自动生成、线索智能抓取，提升监督精准性。依托协同办案平台，应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共享。
五是发挥案管枢纽作用，构建数字案管体系。案件管理部门是检察业务的中枢，应在数字化进程中主动作为。按照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案管体系要求，在应用好案件质量评查系统基础上，加强与业务部门协作，加快构建数字化分析研判和流程监控体系。利用技术手段自动识别案件办理中的程序性问题，对实体问题风险及时预警，实现流程监控智能化，以高质效的法律监督促进每一个案件的高质效办理。
深化数字检察实践，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是时代赋予检察机关的重大课题。我们要坚定信心，直面挑战，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持续深化探索与实践，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欠发达地区基层检察院实际、彰显贵州特色的数字检察发展之路，以法律监督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
（本文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2024年理论研究一般课题“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质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GZJC2024B19。作者庄浩系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作者李春红系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案管办主任；作者朱伟莲系盘州市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五级检察官助理。）
当前，数字中国建设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最高检“数字检察战略”，以数字革命赋能法律监督，是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引擎。本文结合贵州省六盘水市检察机关的实践探索，就数字检察如何更好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谈几点思考。
一、深化认识：把握数字检察赋能监督的时代意义
数字检察是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规划下，依托信息化系统，充分运用大数据，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检察办案更加公正、管理更加科学、服务更加精准的根本性变革，其核心在于赋能法律监督，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法治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检察机关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强调，“数字检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法律监督手段的革命”。这深刻阐明了数字检察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法律监督理念、机制、能力的系统性重塑，是破解监督“被动性、碎片化、浅层次”问题，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回应新时代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更高期待的必然选择。
二、积极探索：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的实践成效
六盘水市检察机关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拥抱数字革命，在法律监督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六盘水市检察机关深刻体会到数字检察首先带来的是理念的变革，推动着检察办案、管理和服务的深刻转型，促使检察人员从传统的“个案办理”思维向“类案治理”思维转变。
在实践层面，六盘水市检察机关积极研发和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目前，全市已建成覆盖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未成年人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及案管业务等主要业务条线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36个，其中21个已在最高检平台（贵州端）上架。例如，应用案件智能研判系统，实现了个案及时追踪与类案有效管控相结合；利用数字检察司法办案辅助系统，通过关键要素自动生成文书材料，有效节约了办案时间；运行案件质量评查系统，部署规则228条，实现“四大检察”案件的自动筛选、分类评查。
三、直面挑战：当前实践中的突出困难
尽管取得初步成效，但在实践中，无论是自建模型还是应用他建模型，效果与预期仍存差距。深入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困难：
数据壁垒难打通，共享基础待夯实。数据是基石。监督所需数据大量依赖外部（政务、司法、社会数据）。实践中壁垒突出：检察系统内部权限“倒三角”，基层权限不足、申请繁琐；政法跨部门平台受制于专网隔离、系统独立、节点不匹配，数据联通不畅。例如，六盘水盘州市人民检察院曾遇侦查机关撤回案件推送失败、逮捕按人推送、漏犯推送因系统判定“已立案”被退回等技术障碍，需人工协调，影响效率甚至可能导致超期。
数字思维待转变，应用能力需提升。部分检察人员对数字检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其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或上级任务，被动使用现有工具，缺乏主动学习和探索的自觉。传统“就案办案”理念根深蒂固，对数据的潜在价值不敏感，习惯于个案因果关系分析，不善于从数据中发现线索、进行类案监督和模型创新。在基层实践中，表现为运用模型进行系统性类案监督的能力较弱，对模型的原理、适用条件和调整优化缺乏理解，导致模型应用浮于表面，未能充分发挥数据赋能的深层潜力。
技术支撑显薄弱，专业力量待加强。基层技术力量普遍不足且结构性矛盾突出。六盘水市基层院多未设独立技术部门，少量技术人员往往“身兼数职”归属办公室，精力分散，难以专注于技术研发、模型维护与深度应用。导致技术供给与业务需求之间存在鸿沟。长期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专业培训，知识技能更新滞后，难以满足数字检察战略深入推进的要求。此外，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分属不同条线管理，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协作激励机制，业务需求难以精准转化为技术方案，技术成果也难以无缝融入办案流程，形成“懂业务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懂业务”的困局，严重制约了技术与监督的深度融合和整体效能的释放。
四、破局之道：深化数字检察赋能监督的路径
为破解难题，推动数字检察战略在基层走深走实，更好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建议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着力打破数据壁垒，夯实共享基础。数据整合是数字检察的生命线。一方面，优化检察系统内部数据权限管理，简化基层获取应用模型所需数据的审批流程，探索建立省级院统一审批机制，减少中间环节，确保基层办案人员及时便捷获取数据。另一方面，在党委政法委的统筹领导下，强力推进政法跨部门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与完善，打通专网隔离，统一系统节点，实现执法司法数据的有效联通和自动交换。同时，拓宽与社会数据库的联接渠道。积极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数据筛查、核查，提升监督效率和刚性。
二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明确监督方向。将数字检察工作深度融入法律监督整体格局。立足“四大检察”基本盘，结合地方实际，细化监督重点，构建完善检察监督框架。例如，在行政检察领域，可围绕行政争议化解、违法行为监督等业务，分析类案特点，明确依据，构建或应用模型进行精准筛查，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深化监督，形成类案治理效果。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要求，推动与行政机关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双向信息共享与监督。
三是全力培育复合人才，强化智力支撑。基层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数字检察人才培养。在招录、培训中充分考虑法律与技术的复合需求，加强对现有人员数字思维、数字技能的培训，特别是提升业务人员运用数据发现线索、进行类案监督的能力，培养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骨干力量。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展技术研究、模型开发和人才交流，为数字检察提供坚实的智力与技术支持。
四是强化府检联动协作，拓展数据来源。深化落实“府检联动”机制，积极探索与政府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加大力度推动有关部门与检察机关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打通如法院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渠道，优化法律监督模型，规范数据收集、流转与维护流程，努力实现信息自动生成、线索智能抓取，提升监督精准性。依托协同办案平台，应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共享。
五是发挥案管枢纽作用，构建数字案管体系。案件管理部门是检察业务的中枢，应在数字化进程中主动作为。按照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案管体系要求，在应用好案件质量评查系统基础上，加强与业务部门协作，加快构建数字化分析研判和流程监控体系。利用技术手段自动识别案件办理中的程序性问题，对实体问题风险及时预警，实现流程监控智能化，以高质效的法律监督促进每一个案件的高质效办理。
深化数字检察实践，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是时代赋予检察机关的重大课题。我们要坚定信心，直面挑战，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持续深化探索与实践，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欠发达地区基层检察院实际、彰显贵州特色的数字检察发展之路，以法律监督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
（本文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2024年理论研究一般课题“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质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GZJC2024B19。作者庄浩系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作者李春红系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案管办主任；作者朱伟莲系盘州市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五级检察官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