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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良知法治推进“三治”融合 助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 李鹏
阳明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他的良知法治文化不仅通过其著述，还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得以表现出来，将“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并用，形成其独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为我们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推行法治的重要举措
因地制宜——坚持立法时代的特殊性与地域的差异性。王阳明特别强调在立法时应考虑时代的特殊性与地域的差异性。他认为法律的制定“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用舟航”，王阳明认为应当“因地势之便，从民心之欲”，即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应考虑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不能拘泥于辖区的界限，也不能用行政手段简单地硬性规定。如针对苗疆等少数民族叛乱不断的现象，他主张在立法过程中应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制度。王阳明认为“思、田地方，原系蛮夷瑶童之区，不可治以中土礼法，虽流官之设，尚县不可，又况常设重臣驻扎其地”“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就是说今天的郡县设置，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是因为顺应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应“宜从夷俗，仍立士官”，以便更好地管理当地的百姓。
情法交申——遵循“区别对待”的司法、执法原则。王阳明提倡“情法交申”、区别对待的执法原则。他认为“地理遥远，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应灵活掌握“词讼差遥钱粮学校等项，俱听因时就事，从宜区处。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主张在司法活动中应“情法交申”，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属于同一罪名的不同犯罪行为，“就其情罪轻重而言，尚亦不能无等”。王阳明的法治理念还体现在他的执法原则上，对于叛乱的藩王，一般都会对其处以极刑；而对于被胁迫的官员则一般进行贬官；对于士兵则进行流放。此外，他还根据不同情况对商贩征税，对流动经营的商贩税收小于固走的商贩，对盐则“十引抽一引”，其余杂货则“照旧例三分抽一”。他的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情法交申”、区别对待的执法原则。
基层建制——形成一整套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王阳明非常重视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为了杜绝后患、长治久安，他在抚平一方之后，在解决江西“盗贼之患”后，开始“行十家牌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坐”“特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立保甲以弭盗”，并“以息日后之争”。十家牌法规定细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社会治理作用，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的有益启示。
施行德治的具体做法
教喻在先——坚持治民的根本方法在于教化。“徒事刑趋势破，是谓以火救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他说：“徒恃攻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故每次兴兵征讨之前，都坚持“先礼后兵”——发出告谕、劝谕，先从官方检讨；陈说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到了诛抚并用、恩威相济。思、田的卢苏、王受就是在王阳明的这种政策、策略下归顺并最终为官府所用。他的这一思想教育人们如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人文观。
导民于礼——通过道德教化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训诫子弟，息忿罢争，讲信修睦”，王阳明还在罢黜外放复出任庐陵县令时，就请民间德高望重之人对民事纠纷进行评判和劝解。他同时还认为“欲导民于礼者”“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故身体力行，在多地“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如“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廉和以处乡里”等等。该乡约还规定了积极的任务和消极的禁令，并对“乡约会”这一组织机构、负责人职掌、活动方式、开会程序、礼仪制度等作了详密的规定。
明伦尊德——传承和弘扬传统道德观念。“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王阳明办学强调“明人伦”，把“尊德性”放在首位，旨在教育弟子做有良知、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他重视推崇礼教，喜爱和擅长讲学、开书院，在推行德治中自然尊师重教。他说：“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所以早在南赣平“贼”之时，他就提出宜“兴立社学，延师教子”。在现代社会，这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的道德观念，如孝悌、忠、信等。
实行自治的有效途径
破心中贼——形成良好的民风和礼制约束。“山中贼，横行于世间，违犯国法，戕贼百姓，可谓世间的祸害；心中贼，横行于方寸之间，违背天理，肆虐人情，可谓人心的祸害。”王阳明“安定”南赣地区的“山贼”后，总结了农民为何造反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风不善，在于民众缺乏应有的礼制约束，法制观念淡薄。因此，要彻底清除赣州地区的“山贼”，就必须清除心中的贼。基于这种认识，王阳明采取了两种办法协同治理南赣地区的盗贼活动，一者为十家牌法，这种方法重在“弥盗”亦即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尽快遏制住南赣地区盗贼活动猖獗的势头；另一种是订立乡约，此法重在教化，即通过设立乡规民约约束乡民活动，彻底铲除盗贼活动产生的根源，实现国家或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规范民行——体现王阳明“民为邦本”的治政理念。王阳明“致良知”是“心学”的思想之一，就是要从自身去修行，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要明心见性，做到有良知，做到行为跟思想一致。他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王阳明多次发布《告谕》，要求“每家给与一通，其乡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并让各地广泛宣传“节俭办丧事，不得用鼓乐、办佛事”；“有病不求巫”；“婚事从俭，不得大宴宾客、酒食连朝”；“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等《告谕》内容。王阳明不仅对乡村中存在的大量陈规陋习进行了揭露，而且力倡新俗，以期能够改变当地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风气。王阳明在推行规范民行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察民生、体民情。
乡民共治——构建和谐、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王阳明的乡约教化深受其心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理念。他认为，治理社会不仅要消除外在的贼寇，更要解决人们内心的私欲和恶念。因此，《南赣乡约》不仅规定了具体的社会治理措施，还强调了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还提出要求百姓自我约束、推举德高望重之人进行自治等条款，体现了王阳明对乡民共治的重视。这些条款鼓励乡民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王阳明在推行乡约的同时，也非常注重通过讲学和实践来传播他的思想。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是明朝中期最为腐败的正德时期，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贤良深受其害。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云聚，风气大开，“心学”思想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他的良知法治文化将会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将对基层社会治理、行政执法等方面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修文县司法局副局长）
阳明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他的良知法治文化不仅通过其著述，还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得以表现出来，将“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并用，形成其独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为我们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推行法治的重要举措
因地制宜——坚持立法时代的特殊性与地域的差异性。王阳明特别强调在立法时应考虑时代的特殊性与地域的差异性。他认为法律的制定“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用舟航”，王阳明认为应当“因地势之便，从民心之欲”，即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应考虑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不能拘泥于辖区的界限，也不能用行政手段简单地硬性规定。如针对苗疆等少数民族叛乱不断的现象，他主张在立法过程中应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制度。王阳明认为“思、田地方，原系蛮夷瑶童之区，不可治以中土礼法，虽流官之设，尚县不可，又况常设重臣驻扎其地”“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就是说今天的郡县设置，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是因为顺应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应“宜从夷俗，仍立士官”，以便更好地管理当地的百姓。
情法交申——遵循“区别对待”的司法、执法原则。王阳明提倡“情法交申”、区别对待的执法原则。他认为“地理遥远，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应灵活掌握“词讼差遥钱粮学校等项，俱听因时就事，从宜区处。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主张在司法活动中应“情法交申”，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属于同一罪名的不同犯罪行为，“就其情罪轻重而言，尚亦不能无等”。王阳明的法治理念还体现在他的执法原则上，对于叛乱的藩王，一般都会对其处以极刑；而对于被胁迫的官员则一般进行贬官；对于士兵则进行流放。此外，他还根据不同情况对商贩征税，对流动经营的商贩税收小于固走的商贩，对盐则“十引抽一引”，其余杂货则“照旧例三分抽一”。他的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情法交申”、区别对待的执法原则。
基层建制——形成一整套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王阳明非常重视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为了杜绝后患、长治久安，他在抚平一方之后，在解决江西“盗贼之患”后，开始“行十家牌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坐”“特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立保甲以弭盗”，并“以息日后之争”。十家牌法规定细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社会治理作用，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的有益启示。
施行德治的具体做法
教喻在先——坚持治民的根本方法在于教化。“徒事刑趋势破，是谓以火救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他说：“徒恃攻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故每次兴兵征讨之前，都坚持“先礼后兵”——发出告谕、劝谕，先从官方检讨；陈说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到了诛抚并用、恩威相济。思、田的卢苏、王受就是在王阳明的这种政策、策略下归顺并最终为官府所用。他的这一思想教育人们如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人文观。
导民于礼——通过道德教化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训诫子弟，息忿罢争，讲信修睦”，王阳明还在罢黜外放复出任庐陵县令时，就请民间德高望重之人对民事纠纷进行评判和劝解。他同时还认为“欲导民于礼者”“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故身体力行，在多地“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如“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廉和以处乡里”等等。该乡约还规定了积极的任务和消极的禁令，并对“乡约会”这一组织机构、负责人职掌、活动方式、开会程序、礼仪制度等作了详密的规定。
明伦尊德——传承和弘扬传统道德观念。“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王阳明办学强调“明人伦”，把“尊德性”放在首位，旨在教育弟子做有良知、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他重视推崇礼教，喜爱和擅长讲学、开书院，在推行德治中自然尊师重教。他说：“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所以早在南赣平“贼”之时，他就提出宜“兴立社学，延师教子”。在现代社会，这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的道德观念，如孝悌、忠、信等。
实行自治的有效途径
破心中贼——形成良好的民风和礼制约束。“山中贼，横行于世间，违犯国法，戕贼百姓，可谓世间的祸害；心中贼，横行于方寸之间，违背天理，肆虐人情，可谓人心的祸害。”王阳明“安定”南赣地区的“山贼”后，总结了农民为何造反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风不善，在于民众缺乏应有的礼制约束，法制观念淡薄。因此，要彻底清除赣州地区的“山贼”，就必须清除心中的贼。基于这种认识，王阳明采取了两种办法协同治理南赣地区的盗贼活动，一者为十家牌法，这种方法重在“弥盗”亦即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尽快遏制住南赣地区盗贼活动猖獗的势头；另一种是订立乡约，此法重在教化，即通过设立乡规民约约束乡民活动，彻底铲除盗贼活动产生的根源，实现国家或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规范民行——体现王阳明“民为邦本”的治政理念。王阳明“致良知”是“心学”的思想之一，就是要从自身去修行，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要明心见性，做到有良知，做到行为跟思想一致。他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王阳明多次发布《告谕》，要求“每家给与一通，其乡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并让各地广泛宣传“节俭办丧事，不得用鼓乐、办佛事”；“有病不求巫”；“婚事从俭，不得大宴宾客、酒食连朝”；“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等《告谕》内容。王阳明不仅对乡村中存在的大量陈规陋习进行了揭露，而且力倡新俗，以期能够改变当地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风气。王阳明在推行规范民行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察民生、体民情。
乡民共治——构建和谐、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王阳明的乡约教化深受其心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理念。他认为，治理社会不仅要消除外在的贼寇，更要解决人们内心的私欲和恶念。因此，《南赣乡约》不仅规定了具体的社会治理措施，还强调了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还提出要求百姓自我约束、推举德高望重之人进行自治等条款，体现了王阳明对乡民共治的重视。这些条款鼓励乡民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王阳明在推行乡约的同时，也非常注重通过讲学和实践来传播他的思想。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是明朝中期最为腐败的正德时期，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贤良深受其害。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云聚，风气大开，“心学”思想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他的良知法治文化将会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将对基层社会治理、行政执法等方面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修文县司法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