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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有些会议为什么采用联组会议形式？
联组会是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创造的一种审议法律草案和其他议案的好形式。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主持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主张充分讨论议案。他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联组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人大常委会开会，就是全体会和小组会，不便充分交换意见。后来，在实践中，我们创造了现在这种联组会形式，便于交流、集中意见，更好发扬民主，是一种好办法。联组会上，常务委员和各地方、各方面列席同志可以就有关问题畅所欲言地交换意见，充分展开讨论，赞成的，怀疑的，反对的，都可以简单明了地各抒己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辩论，把主要问题集中讨论、辩论清楚。不管是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还是列席的同志，谁的意见对，就采纳谁的意见，最后形成结论。”彭真同志这段话，讲明了联组会特点和作用。和全体会比较，联组会没那么严格，不要求出席人数过半数，也不要求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都来，形式比较灵活。再是可以充分讨论、辩论，有点像外国议会的辩论。
1986年8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企业破产法草案，就召开过三次联组会。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很激烈。中央电视台还专门转播会上激烈争论的实况，引起很大反响。章瑞英、顾大椿，都是总工会负责人，他们非常反对出台破产法，理由是按照企业破产法草案规定的办法，因企业破产而待业的职工，将没有生活保障，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还提出，我国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还没有制定，如果企业破产法先出台，是本末倒置，是“孩子比母亲先出生”。会议争论的实况，群众都看了，反响很大。事后，顾大椿到武汉出差，工人放鞭炮欢迎他，感谢他维护工人权益。
1987年，在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时，把联组会形式肯定下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对该法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指出：“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分组会议对各项议题进行审议和讨论，委员可以较充分地发表意见，是常委会审议议案的主要方式。同时，这几年常委会在分组会议审议基础上，召开联组会议，进一步对议案主要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求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做法。”
此后，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在开展专题询问时，采取的都是联组会议形式。询问是人大监督的形式。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就是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议案和专项工作报告时，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就有关问题向列席会议的“一府两院”负责人提出询问，要求采取“一问一答”方式，由“一府两院”负责人当场回答。而专题询问则是询问的衍生与拓展，是人大常委会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就某一方面的工作集中开展的专门询问。
自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专题询问以来，地方人大常委会相继开展这项活动，取得较好效果。
贵州人大常委会是2011年开展专题询问的。在常委会会议期间，采取方形会议桌摆放形式，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坐一排，常委会委员坐一排，到场接受问询并回答问题的“一府一委两院”有关人员坐一排，人大有关专委会等同志坐一排，形成平等、面对面的交流局面。
从2011年到2024年，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全省脱贫攻坚、耕地保护、食品安全、基层卫生、环境保护、国有资产监管等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2014年11月27日，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专题询问会上，围绕全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现场向国资委等部门负责人频频发出“拷问”，直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整场专题询问历时两个小时，相比以往的专题询问，本次专题询问更开放、透明，现场“交锋”更激烈。
“国资委对国有股份公司控股方能监管到什么？”
“国企重组，是没有能力控股，还是不能控股，还是不愿控股，还是不让控股？”
“国企重组后，职工安置问题是怎么做的？”
“贵州本土企业久联企业与央企重组，为什么保利控股？为什么做不出自己的五百强企业……”
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会副秘书长姚亚非在短短两分钟提问时间内，一口气提出大大小小18个尖锐问题，并点名让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回答。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韩先平面对犀利问题并不避讳，他表示，“我们和央企合作，总体上来讲有利于贵州。”他认为贵州企业的各种资源和央企比有差距，重组后，央企能带来资金、资源、市场，总体来看，成绩是主要的，当然也存在其他一些问题。
韩先平举例，乌江公司与华电集团重组后，通过滚动发展，完成对乌江流域全流域开发；机场集团重组后，航班增加，得到很好发展；华能集团重组后，现掌控3600多亿资产，为贵州省融资600多亿。久联集团重组后，保利给予8个亿投资和增加16万吨产能，该公司在贵州注册、纳税；保利集团在海外有很大发展空间，与其重组，有利于贵州拓展海外市场。针对改革重组中的职工问题，韩先平表示，大多数职工是受益的。
2023年，贵州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贵州省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8位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进行询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应询，为贵州全面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把脉会诊。
这次专题询问很成功，达到聚焦问题、凝聚共识、促进发展的目的。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主持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主张充分讨论议案。他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联组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人大常委会开会，就是全体会和小组会，不便充分交换意见。后来，在实践中，我们创造了现在这种联组会形式，便于交流、集中意见，更好发扬民主，是一种好办法。联组会上，常务委员和各地方、各方面列席同志可以就有关问题畅所欲言地交换意见，充分展开讨论，赞成的，怀疑的，反对的，都可以简单明了地各抒己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辩论，把主要问题集中讨论、辩论清楚。不管是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还是列席的同志，谁的意见对，就采纳谁的意见，最后形成结论。”彭真同志这段话，讲明了联组会特点和作用。和全体会比较，联组会没那么严格，不要求出席人数过半数，也不要求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都来，形式比较灵活。再是可以充分讨论、辩论，有点像外国议会的辩论。
1986年8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企业破产法草案，就召开过三次联组会。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很激烈。中央电视台还专门转播会上激烈争论的实况，引起很大反响。章瑞英、顾大椿，都是总工会负责人，他们非常反对出台破产法，理由是按照企业破产法草案规定的办法，因企业破产而待业的职工，将没有生活保障，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还提出，我国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还没有制定，如果企业破产法先出台，是本末倒置，是“孩子比母亲先出生”。会议争论的实况，群众都看了，反响很大。事后，顾大椿到武汉出差，工人放鞭炮欢迎他，感谢他维护工人权益。
1987年，在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时，把联组会形式肯定下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对该法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指出：“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分组会议对各项议题进行审议和讨论，委员可以较充分地发表意见，是常委会审议议案的主要方式。同时，这几年常委会在分组会议审议基础上，召开联组会议，进一步对议案主要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求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做法。”
此后，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在开展专题询问时，采取的都是联组会议形式。询问是人大监督的形式。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就是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议案和专项工作报告时，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就有关问题向列席会议的“一府两院”负责人提出询问，要求采取“一问一答”方式，由“一府两院”负责人当场回答。而专题询问则是询问的衍生与拓展，是人大常委会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就某一方面的工作集中开展的专门询问。
自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专题询问以来，地方人大常委会相继开展这项活动，取得较好效果。
贵州人大常委会是2011年开展专题询问的。在常委会会议期间，采取方形会议桌摆放形式，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坐一排，常委会委员坐一排，到场接受问询并回答问题的“一府一委两院”有关人员坐一排，人大有关专委会等同志坐一排，形成平等、面对面的交流局面。
从2011年到2024年，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全省脱贫攻坚、耕地保护、食品安全、基层卫生、环境保护、国有资产监管等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2014年11月27日，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专题询问会上，围绕全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现场向国资委等部门负责人频频发出“拷问”，直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整场专题询问历时两个小时，相比以往的专题询问，本次专题询问更开放、透明，现场“交锋”更激烈。
“国资委对国有股份公司控股方能监管到什么？”
“国企重组，是没有能力控股，还是不能控股，还是不愿控股，还是不让控股？”
“国企重组后，职工安置问题是怎么做的？”
“贵州本土企业久联企业与央企重组，为什么保利控股？为什么做不出自己的五百强企业……”
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会副秘书长姚亚非在短短两分钟提问时间内，一口气提出大大小小18个尖锐问题，并点名让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回答。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韩先平面对犀利问题并不避讳，他表示，“我们和央企合作，总体上来讲有利于贵州。”他认为贵州企业的各种资源和央企比有差距，重组后，央企能带来资金、资源、市场，总体来看，成绩是主要的，当然也存在其他一些问题。
韩先平举例，乌江公司与华电集团重组后，通过滚动发展，完成对乌江流域全流域开发；机场集团重组后，航班增加，得到很好发展；华能集团重组后，现掌控3600多亿资产，为贵州省融资600多亿。久联集团重组后，保利给予8个亿投资和增加16万吨产能，该公司在贵州注册、纳税；保利集团在海外有很大发展空间，与其重组，有利于贵州拓展海外市场。针对改革重组中的职工问题，韩先平表示，大多数职工是受益的。
2023年，贵州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贵州省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8位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进行询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应询，为贵州全面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把脉会诊。
这次专题询问很成功，达到聚焦问题、凝聚共识、促进发展的目的。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