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 胡月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九部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中要求“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涉外法治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系列调整涉外法律关系的理念、原则和制度的总和，包括涉外立法、涉外执法、涉外司法和涉外法律服务等诸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涉外法治体系有待健全，迫切需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有效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国家合法合理利益。
第一，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增强中国对外关系稳定能力。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法治逐渐成为协调对外关系重要手段，中国法治化程度提高为增强战略定力提供了基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美国不断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以遏制中国，拉拢其他国家打压围堵中国，极力压缩中国发展国际空间。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包括涉外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破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各种风险挑战。
第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通过涉外法治建设，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重要机遇，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表现出较强主动性全局性。主动性需要主动谋划外交布局，争取国际战略主动权。全局性需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为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贡献更多中国法治力量。
第三，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预期，促进对外开放和经济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立场，积极建立维护多边外交机制，发挥对全球治理引领作用。
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外法治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增加双边和多边合作机会。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的外向型特征，中国充裕资本需要更大国际市场，中国对外开放需要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随着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国际舞台活动频繁，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可以提供保护他们的法律框架和法治机制。
另外，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对于建设平安中国、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此，以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为例。
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极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是建设平安中国、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破解的难题。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依法从严惩处，全力追赃挽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利益。必须依法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提供庇护的组织，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犯罪集团招募成员而实施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
近年来，境外电诈组织呈现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新形态。一些犯罪分子在境外设立诈骗窝点，表面上不直接实施诈骗，但通过招募诈骗团伙或人员，为诈骗团伙提供犯罪场所、条件保障、武装庇护、人员管理等服务，对犯罪团伙及成员实施严格管理控制，逐步形成一些规模稳定的大型犯罪集团，并通过抽成分红或者收取相关费用等方式巨额敛财，大肆实施诈骗活动，严重侵犯我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极大。部分犯罪分子受到境外犯罪集团招募，出境赴电诈窝点，在犯罪集团管理和庇护下，组建电诈集团，大肆实施诈骗活动。一些犯罪分子既自行组建电诈团伙实施诈骗，又向其他电诈团伙提供犯罪场地、通信网络、安保食宿等服务保障。对此，要依法从严认定诈骗金额，既应包括本团伙的诈骗金额，也应包括其提供服务保障的其他诈骗团伙诈骗金额。要加大追赃挽损力度，依法及时甄别财产性质，准确查扣冻结涉案财产，特别是隐蔽资产。对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已通过消费等转化为房、车、黄金、名贵表、虚拟货币的，需要注意审查甄别购买上述资产的资金来源，防止犯罪分子通过消费等方式“洗白”犯罪所得。依法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真正实现“打财断血”，合力斩断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资金转移链条，铲除电诈犯罪赖以滋生蔓延的经济土壤。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长、层级多，应注意深挖彻查犯罪上下游，确保打深打透，依法查明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犯罪模式、人员情况和地位作用等，充分挖掘上下游犯罪线索，全面查明犯罪事实，发现遗漏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事实的，特别是遗漏隐藏幕后的“金主”或实际控制人员的，应当及时追捕追诉，依法从严惩处。
近年来，境外赌场和网络赌博犯罪集团对中国公民招赌吸赌问题日益突出。此类犯罪导致境内资金大量外流，衍生绑架、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诈骗等多种犯罪，滋生黑灰产业链，与之相关联的“地下钱庄”跨境洗钱等犯罪加大中国金融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同时，赌博行为使人滋生贪欲，助长不劳而获等心理，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国家形象。部分跨境赌博犯罪集团为牟取不法利益，招募境内人员担任代理，组织、招揽我国公民出境赌博，开发赌博平台及APP招揽我国公民进行网络赌博，并在境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管理赌资赌债、买卖外汇进行非法经营。此类跨境赌博集团一般实行公司化专业经营，内部层级明确，分工细致，招揽赌博人数众多，与境内“地下钱庄”配合，致使境内巨额资金流出，社会危害极大。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跨境赌博犯罪时有出现，往往“以黑护赌”“以赌养黑”。此类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组织大量人员出境赌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对回国赌客催讨赌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赌博产业勾连，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跨境赌博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随着网络直播兴起，个别主播为了“引流吸粉”，借着“直播带货”商机实施“直播带赌”非法活动，诱骗粉丝投注，参加网上赌博活动。随着开设赌场等犯罪多发，为赌博犯罪分子提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犯罪行为随之增加。一些人员通过转账等方式为赌博犯罪提供帮助，犯罪手段隐蔽、形式多样，妨碍司法机关及时查处赌博犯罪。此类犯罪涉案金额往往较大，常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出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加剧金融风险。
总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从严惩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犯罪，坚持全方位全链条打击，坚持宽以济严精准打击，坚持加大经济制裁力度，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所副所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九部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中要求“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涉外法治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系列调整涉外法律关系的理念、原则和制度的总和，包括涉外立法、涉外执法、涉外司法和涉外法律服务等诸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涉外法治体系有待健全，迫切需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有效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国家合法合理利益。
第一，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增强中国对外关系稳定能力。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法治逐渐成为协调对外关系重要手段，中国法治化程度提高为增强战略定力提供了基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美国不断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以遏制中国，拉拢其他国家打压围堵中国，极力压缩中国发展国际空间。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包括涉外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破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各种风险挑战。
第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通过涉外法治建设，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重要机遇，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表现出较强主动性全局性。主动性需要主动谋划外交布局，争取国际战略主动权。全局性需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为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贡献更多中国法治力量。
第三，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预期，促进对外开放和经济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立场，积极建立维护多边外交机制，发挥对全球治理引领作用。
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外法治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增加双边和多边合作机会。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的外向型特征，中国充裕资本需要更大国际市场，中国对外开放需要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随着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国际舞台活动频繁，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可以提供保护他们的法律框架和法治机制。
另外，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对于建设平安中国、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此，以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为例。
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极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是建设平安中国、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破解的难题。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依法从严惩处，全力追赃挽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利益。必须依法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提供庇护的组织，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犯罪集团招募成员而实施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
近年来，境外电诈组织呈现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新形态。一些犯罪分子在境外设立诈骗窝点，表面上不直接实施诈骗，但通过招募诈骗团伙或人员，为诈骗团伙提供犯罪场所、条件保障、武装庇护、人员管理等服务，对犯罪团伙及成员实施严格管理控制，逐步形成一些规模稳定的大型犯罪集团，并通过抽成分红或者收取相关费用等方式巨额敛财，大肆实施诈骗活动，严重侵犯我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极大。部分犯罪分子受到境外犯罪集团招募，出境赴电诈窝点，在犯罪集团管理和庇护下，组建电诈集团，大肆实施诈骗活动。一些犯罪分子既自行组建电诈团伙实施诈骗，又向其他电诈团伙提供犯罪场地、通信网络、安保食宿等服务保障。对此，要依法从严认定诈骗金额，既应包括本团伙的诈骗金额，也应包括其提供服务保障的其他诈骗团伙诈骗金额。要加大追赃挽损力度，依法及时甄别财产性质，准确查扣冻结涉案财产，特别是隐蔽资产。对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已通过消费等转化为房、车、黄金、名贵表、虚拟货币的，需要注意审查甄别购买上述资产的资金来源，防止犯罪分子通过消费等方式“洗白”犯罪所得。依法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真正实现“打财断血”，合力斩断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资金转移链条，铲除电诈犯罪赖以滋生蔓延的经济土壤。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长、层级多，应注意深挖彻查犯罪上下游，确保打深打透，依法查明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犯罪模式、人员情况和地位作用等，充分挖掘上下游犯罪线索，全面查明犯罪事实，发现遗漏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事实的，特别是遗漏隐藏幕后的“金主”或实际控制人员的，应当及时追捕追诉，依法从严惩处。
近年来，境外赌场和网络赌博犯罪集团对中国公民招赌吸赌问题日益突出。此类犯罪导致境内资金大量外流，衍生绑架、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诈骗等多种犯罪，滋生黑灰产业链，与之相关联的“地下钱庄”跨境洗钱等犯罪加大中国金融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同时，赌博行为使人滋生贪欲，助长不劳而获等心理，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国家形象。部分跨境赌博犯罪集团为牟取不法利益，招募境内人员担任代理，组织、招揽我国公民出境赌博，开发赌博平台及APP招揽我国公民进行网络赌博，并在境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管理赌资赌债、买卖外汇进行非法经营。此类跨境赌博集团一般实行公司化专业经营，内部层级明确，分工细致，招揽赌博人数众多，与境内“地下钱庄”配合，致使境内巨额资金流出，社会危害极大。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跨境赌博犯罪时有出现，往往“以黑护赌”“以赌养黑”。此类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组织大量人员出境赌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对回国赌客催讨赌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赌博产业勾连，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跨境赌博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随着网络直播兴起，个别主播为了“引流吸粉”，借着“直播带货”商机实施“直播带赌”非法活动，诱骗粉丝投注，参加网上赌博活动。随着开设赌场等犯罪多发，为赌博犯罪分子提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犯罪行为随之增加。一些人员通过转账等方式为赌博犯罪提供帮助，犯罪手段隐蔽、形式多样，妨碍司法机关及时查处赌博犯罪。此类犯罪涉案金额往往较大，常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出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加剧金融风险。
总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从严惩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犯罪，坚持全方位全链条打击，坚持宽以济严精准打击，坚持加大经济制裁力度，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