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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霸凌阶段化防治的法治路径
■付松 张永霞 杨情丽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系。保护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必须为其营造安全、阳光的成长环境。然而，近年来校园霸凌仍时有发生，成为威胁青少年身心健康和校园秩序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小学高年级（4-6年级）及初中（7-9年级）阶段，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校园霸凌的易发多发阶段。当前，霸凌行为呈现低龄化、群体化、隐蔽化趋势，更凸显了治理端口前移的紧迫性。
对贵州而言，留守未成年人较多、城乡学校治理能力存在差异等现实，使这一阶段的防治更具紧迫性。防治校园霸凌，既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要求，也是推进法治贵州、平安贵州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立足贵州实际，深入剖析霸凌现象成因，着力探索有效治理路径，力求破解治理困局，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
一、校园霸凌的阶段特征与风险演变
校园霸凌并非简单的“同学矛盾”，其背后折射出青少年成长环境中的深层问题。从贵州近年案例看，校园霸凌在发生学段、侵害形态和施暴方式上均呈现值得警惕的演变态势，治理挑战不断升级。
低龄化趋势加剧，治理端口亟需前移。2024年，贵阳市某小学发生的一起低年级学生欺凌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涉事的二年级某班4名学生多次对1名同班同学实施殴打、辱骂，导致该生原有听障状况加重，并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低年级尚且如此，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更不容忽视。低龄化意味着行为发生更早、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心理创伤更深，要求防治工作从“事后处置”转向“早期识别、及时干预”。
暴力化程度升级，侵害形态趋于恶劣。2025年，安顺市某中学发生了一起校外人员参与的欺凌事件：起因系学生间日常矛盾，但涉事家长未能理性处理，甚至带社会人员闯入校园，对另一名涉事学生实施暴力侵害，导致受害学生出现严重的恐惧、焦虑等心理障碍，需服用抗抑郁药和助眠药。该事件警示我们，初中阶段的校园冲突若缺乏及时有效的阻断机制，极易受成人非理性干预而升级，学校在校园出入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置上面临更高要求。
隐蔽化特征凸显，多重风险叠加交织。其一，空间上的隐蔽性导致行为难以及时发现，校园霸凌常发生在监控盲区或教师视线之外，部分教师在专注教学事务时，极易忽视班级内的异常动向，造成日常监管盲区。其二，这种隐蔽的环境也纵容了施暴形式的群体化。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指出，群体施暴是目前校园暴力的显著趋势，“是一堆人对一个人的施暴行为”，且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此外，隐蔽性还向线上延伸，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低约束性易导致青少年道德感弱化，使得网络霸凌成为新的防范难点。
二、校园霸凌的多重因素与深层根源
校园霸凌并非单一因素所致，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多重因素交织其中，须逐维剖析、精准识别。
个体之困——青春期心理波动与认知行为偏差。该阶段学生身心急剧变化，情绪波动大、自控力弱、同伴影响增强，开始形成独立人格，但对行为后果缺乏充分认知，易模仿、从众，部分学生将霸凌误认为“玩笑”。福泉监狱心理矫治中心政治教导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邓丹柯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当未成年人的爱与归属、尊重等基础需求缺失时，既可能沦为受害者，也可能通过霸凌他人获得虚假价值感。
家庭之失——教育方式不当与监护引导缺位。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场所。教养方式直接塑造孩子的行为模式：亲子关系紧张或经历过专制管教的孩子，更容易成为霸凌目标或施暴者。如前述安顺市某中学事件中，家长不仅未正确引导，反而亲自参与暴力侵害，正是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极端表现。贵州省人大代表余玉红在调研中发现，学生出现各类心理问题，有60%以上源于家庭原因。家庭监护的缺位和教育方式的偏差，正成为校园霸凌滋生的重要温床。
学校之弊——防治机制不全与管理教育双重短板。学校是预防和治理校园霸凌的第一责任主体，却常陷入“想管管不了、该管管不好”的困局。一是预警失灵，部分学校缺乏全链条设计，防线失守。二是认识偏差，不少教师对校园霸凌界定不清，将其轻描淡写为“小打小闹”，错失干预良机。三是惩戒乏力，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14周岁以下学生大多留在本校教育，但学校缺乏有效惩戒手段与矫治能力，陷入“管不了、放不得”的两难境地。
社会之扰——不良环境侵蚀与网络暴力推波助澜。截至2024年底，全省留守未成年人37.97万人。贵阳学院赵福菓教授团队对全省38681名学生的调查显示，留守未成年人卷入校园霸凌的比例为37%，高出非留守群体4.2个百分点。网络环境进一步放大风险，超过50%的受访未成年人表示身边发生过网络暴力，30%以上曾参与相关活动，涉案未成年人中14周岁以下占比超30%。此外，部分家长将普通摩擦泛化为霸凌，导致日常纠纷异化为舆情事件乃至警情事件，模糊了霸凌边界，加大了治理难度。
三、校园霸凌的治理探索与地方经验
针对上述成因，贵州各地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聚焦重点学段，从法治教育、预警干预、闭环矫治等环节入手，形成了一批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法治副校长全覆盖，精准施教筑牢底线。法治教育是预防校园霸凌的基础性工程，但传统法治教育往往针对性不强、形式单一，与学生日常管理存在脱节。法治副校长制度将专业法律力量引入校园，分众施教、精准滴灌，有助于推动法治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目前，贵州近1.1万所中小学共聘任法治副校长1.3万余名，实现全覆盖。每年开学季，法治副校长以“案例剖析+知识讲解+互动引导”模式开展“开学法治第一课”。针对不同学段量身定制：小学聚焦“安全守护”，通过卡通插图、趣味故事传授自我保护技能；初中侧重法律后果与责任意识教育。
创新预警与心理干预，前移防线回应诉求。建立便捷、保密、可信赖的诉求表达渠道，能够帮助学校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同步跟进心理干预，则有助于修复受害学生创伤、矫正施暴学生行为，防止霸凌升级。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在辖区80所中小学启用“警察叔叔信箱”，延伸未成年人保护触角；务川自治县在全县117所中小学、幼儿园设置“知心信箱”，学生可投递校园霸凌等困惑与诉求；铜仁市落实安全教育“1530工作机制”，通过防霸凌专题课将安全知识植入学生心中。
“四维干预”提升矫治实效，闭环管理形成链条。校园霸凌的矫治不能止于简单惩戒，也不能依赖单一手段，而应构建从发现、处置到回访的全链条闭环。法治教育、心理疏导、案例警示、情感教育等多维发力，才能既纠正行为，又修复关系、预防再犯。湄潭县实体化运行学生霸凌治理委员会，吸纳家委会等校外人员占比不低于50%；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风险隐患评估、事件闭环处置机制；创新“六看”工作法（看情绪、伤痕、社交、财物、网络、重点），动态排查行为隐患；严格执行“稳控—取证—处置—疏导—沟通—回访”六步闭环流程；推行“四维干预”工作法（法治滴灌“维底”、心理疏导“维心”、案例警示“维戒”、感恩教育“维情”），建立“一人一档一策”台账，实现个性化、精准化教育矫治。
普法宣传入脑入心，沉浸式教育提升素养。普法宣传若停留于单向灌输，难以引起学生共鸣，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行为约束。沉浸式、体验式教育通过角色代入和情景模拟，能让学生从不同立场理解霸凌行为的危害与后果，从而增强共情能力和法治观念。贵阳市白云十八中创新开展情景模拟讨论课堂，学生从施暴者、被霸凌者、旁观者三个视角剖析霸凌行为危害与后果，并开发“角色反转”体验式课堂，让学生换位思考、感同身受。关岭、西秀等地法院深入学校开展讲座，让法治教育在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织起立体防护网。
四、校园霸凌的协同共治与法治路径
贵州各地的创新实践表明，校园霸凌治理已初步形成一批有效做法，但要从个案经验走向制度常态，仍需聚焦法治宣传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心理问题突出等难点，在源头预防、干预处置、协同共治上持续发力。
强化源头预防，筑牢思想防线。将反霸凌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推动法治教育进课堂、进头脑。针对小学高年级侧重自我保护技能培养，通过情景模拟、趣味故事让学生“知霸凌、防霸凌、拒霸凌”；初中侧重法律后果与责任意识教育，通过案例剖析、模拟法庭让学生认识霸凌的法律代价。严格执行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教学要求，配齐专职心理教师，实现心理辅导室全覆盖。加强家庭教育指导，通过家长会、家访引导家长当好孩子安全“第一责任人”。
完善干预处置，形成闭环管理。严格落实霸凌事件全链条工作机制，明确霸凌行为认定标准、处置程序和惩戒措施。健全强制报告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处置。对涉事学校和管理人员严肃追责，对施暴学生依法依规实施教育惩戒与心理矫治。深化“四维干预”等做法，对重点学生建立跟踪帮扶机制。
凝聚协同合力，构建立体防护网。强化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家校社协同格局。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加强学校依法治理指导；深化家校沟通，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念；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治理合力。结合贵州留守未成年人较多的实际，加强学校、社区、民政、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和早期干预，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内容，健全督导检查、跟踪问效机制。
预防小学高年级及初中阶段校园霸凌是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凝聚合力、持续发力。贵州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机制、创新方法，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治理模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贵州法治报。本文系2026年贵州省青年发展研究课题“学生校园霸凌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QNYB26060）阶段性成果。〕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系。保护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必须为其营造安全、阳光的成长环境。然而，近年来校园霸凌仍时有发生，成为威胁青少年身心健康和校园秩序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小学高年级（4-6年级）及初中（7-9年级）阶段，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校园霸凌的易发多发阶段。当前，霸凌行为呈现低龄化、群体化、隐蔽化趋势，更凸显了治理端口前移的紧迫性。
对贵州而言，留守未成年人较多、城乡学校治理能力存在差异等现实，使这一阶段的防治更具紧迫性。防治校园霸凌，既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要求，也是推进法治贵州、平安贵州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立足贵州实际，深入剖析霸凌现象成因，着力探索有效治理路径，力求破解治理困局，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
一、校园霸凌的阶段特征与风险演变
校园霸凌并非简单的“同学矛盾”，其背后折射出青少年成长环境中的深层问题。从贵州近年案例看，校园霸凌在发生学段、侵害形态和施暴方式上均呈现值得警惕的演变态势，治理挑战不断升级。
低龄化趋势加剧，治理端口亟需前移。2024年，贵阳市某小学发生的一起低年级学生欺凌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涉事的二年级某班4名学生多次对1名同班同学实施殴打、辱骂，导致该生原有听障状况加重，并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低年级尚且如此，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更不容忽视。低龄化意味着行为发生更早、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心理创伤更深，要求防治工作从“事后处置”转向“早期识别、及时干预”。
暴力化程度升级，侵害形态趋于恶劣。2025年，安顺市某中学发生了一起校外人员参与的欺凌事件：起因系学生间日常矛盾，但涉事家长未能理性处理，甚至带社会人员闯入校园，对另一名涉事学生实施暴力侵害，导致受害学生出现严重的恐惧、焦虑等心理障碍，需服用抗抑郁药和助眠药。该事件警示我们，初中阶段的校园冲突若缺乏及时有效的阻断机制，极易受成人非理性干预而升级，学校在校园出入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置上面临更高要求。
隐蔽化特征凸显，多重风险叠加交织。其一，空间上的隐蔽性导致行为难以及时发现，校园霸凌常发生在监控盲区或教师视线之外，部分教师在专注教学事务时，极易忽视班级内的异常动向，造成日常监管盲区。其二，这种隐蔽的环境也纵容了施暴形式的群体化。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指出，群体施暴是目前校园暴力的显著趋势，“是一堆人对一个人的施暴行为”，且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此外，隐蔽性还向线上延伸，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低约束性易导致青少年道德感弱化，使得网络霸凌成为新的防范难点。
二、校园霸凌的多重因素与深层根源
校园霸凌并非单一因素所致，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多重因素交织其中，须逐维剖析、精准识别。
个体之困——青春期心理波动与认知行为偏差。该阶段学生身心急剧变化，情绪波动大、自控力弱、同伴影响增强，开始形成独立人格，但对行为后果缺乏充分认知，易模仿、从众，部分学生将霸凌误认为“玩笑”。福泉监狱心理矫治中心政治教导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邓丹柯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当未成年人的爱与归属、尊重等基础需求缺失时，既可能沦为受害者，也可能通过霸凌他人获得虚假价值感。
家庭之失——教育方式不当与监护引导缺位。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场所。教养方式直接塑造孩子的行为模式：亲子关系紧张或经历过专制管教的孩子，更容易成为霸凌目标或施暴者。如前述安顺市某中学事件中，家长不仅未正确引导，反而亲自参与暴力侵害，正是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极端表现。贵州省人大代表余玉红在调研中发现，学生出现各类心理问题，有60%以上源于家庭原因。家庭监护的缺位和教育方式的偏差，正成为校园霸凌滋生的重要温床。
学校之弊——防治机制不全与管理教育双重短板。学校是预防和治理校园霸凌的第一责任主体，却常陷入“想管管不了、该管管不好”的困局。一是预警失灵，部分学校缺乏全链条设计，防线失守。二是认识偏差，不少教师对校园霸凌界定不清，将其轻描淡写为“小打小闹”，错失干预良机。三是惩戒乏力，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14周岁以下学生大多留在本校教育，但学校缺乏有效惩戒手段与矫治能力，陷入“管不了、放不得”的两难境地。
社会之扰——不良环境侵蚀与网络暴力推波助澜。截至2024年底，全省留守未成年人37.97万人。贵阳学院赵福菓教授团队对全省38681名学生的调查显示，留守未成年人卷入校园霸凌的比例为37%，高出非留守群体4.2个百分点。网络环境进一步放大风险，超过50%的受访未成年人表示身边发生过网络暴力，30%以上曾参与相关活动，涉案未成年人中14周岁以下占比超30%。此外，部分家长将普通摩擦泛化为霸凌，导致日常纠纷异化为舆情事件乃至警情事件，模糊了霸凌边界，加大了治理难度。
三、校园霸凌的治理探索与地方经验
针对上述成因，贵州各地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聚焦重点学段，从法治教育、预警干预、闭环矫治等环节入手，形成了一批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法治副校长全覆盖，精准施教筑牢底线。法治教育是预防校园霸凌的基础性工程，但传统法治教育往往针对性不强、形式单一，与学生日常管理存在脱节。法治副校长制度将专业法律力量引入校园，分众施教、精准滴灌，有助于推动法治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目前，贵州近1.1万所中小学共聘任法治副校长1.3万余名，实现全覆盖。每年开学季，法治副校长以“案例剖析+知识讲解+互动引导”模式开展“开学法治第一课”。针对不同学段量身定制：小学聚焦“安全守护”，通过卡通插图、趣味故事传授自我保护技能；初中侧重法律后果与责任意识教育。
创新预警与心理干预，前移防线回应诉求。建立便捷、保密、可信赖的诉求表达渠道，能够帮助学校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同步跟进心理干预，则有助于修复受害学生创伤、矫正施暴学生行为，防止霸凌升级。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在辖区80所中小学启用“警察叔叔信箱”，延伸未成年人保护触角；务川自治县在全县117所中小学、幼儿园设置“知心信箱”，学生可投递校园霸凌等困惑与诉求；铜仁市落实安全教育“1530工作机制”，通过防霸凌专题课将安全知识植入学生心中。
“四维干预”提升矫治实效，闭环管理形成链条。校园霸凌的矫治不能止于简单惩戒，也不能依赖单一手段，而应构建从发现、处置到回访的全链条闭环。法治教育、心理疏导、案例警示、情感教育等多维发力，才能既纠正行为，又修复关系、预防再犯。湄潭县实体化运行学生霸凌治理委员会，吸纳家委会等校外人员占比不低于50%；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风险隐患评估、事件闭环处置机制；创新“六看”工作法（看情绪、伤痕、社交、财物、网络、重点），动态排查行为隐患；严格执行“稳控—取证—处置—疏导—沟通—回访”六步闭环流程；推行“四维干预”工作法（法治滴灌“维底”、心理疏导“维心”、案例警示“维戒”、感恩教育“维情”），建立“一人一档一策”台账，实现个性化、精准化教育矫治。
普法宣传入脑入心，沉浸式教育提升素养。普法宣传若停留于单向灌输，难以引起学生共鸣，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行为约束。沉浸式、体验式教育通过角色代入和情景模拟，能让学生从不同立场理解霸凌行为的危害与后果，从而增强共情能力和法治观念。贵阳市白云十八中创新开展情景模拟讨论课堂，学生从施暴者、被霸凌者、旁观者三个视角剖析霸凌行为危害与后果，并开发“角色反转”体验式课堂，让学生换位思考、感同身受。关岭、西秀等地法院深入学校开展讲座，让法治教育在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织起立体防护网。
四、校园霸凌的协同共治与法治路径
贵州各地的创新实践表明，校园霸凌治理已初步形成一批有效做法，但要从个案经验走向制度常态，仍需聚焦法治宣传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心理问题突出等难点，在源头预防、干预处置、协同共治上持续发力。
强化源头预防，筑牢思想防线。将反霸凌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推动法治教育进课堂、进头脑。针对小学高年级侧重自我保护技能培养，通过情景模拟、趣味故事让学生“知霸凌、防霸凌、拒霸凌”；初中侧重法律后果与责任意识教育，通过案例剖析、模拟法庭让学生认识霸凌的法律代价。严格执行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教学要求，配齐专职心理教师，实现心理辅导室全覆盖。加强家庭教育指导，通过家长会、家访引导家长当好孩子安全“第一责任人”。
完善干预处置，形成闭环管理。严格落实霸凌事件全链条工作机制，明确霸凌行为认定标准、处置程序和惩戒措施。健全强制报告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处置。对涉事学校和管理人员严肃追责，对施暴学生依法依规实施教育惩戒与心理矫治。深化“四维干预”等做法，对重点学生建立跟踪帮扶机制。
凝聚协同合力，构建立体防护网。强化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家校社协同格局。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加强学校依法治理指导；深化家校沟通，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念；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治理合力。结合贵州留守未成年人较多的实际，加强学校、社区、民政、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和早期干预，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内容，健全督导检查、跟踪问效机制。
预防小学高年级及初中阶段校园霸凌是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凝聚合力、持续发力。贵州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机制、创新方法，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治理模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贵州法治报。本文系2026年贵州省青年发展研究课题“学生校园霸凌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QNYB2606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