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该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迈入“国家法时代”。5年来，贵州各地扎实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深耕法律援助事业，用心守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本报将开设专栏，记录贵州法援工作路上的一个个温暖故事。

　　■ 记者 牟岚
　　“胡律师，我还能参加高考吗？”会见室里，17岁的少年小王（化名）红着眼眶向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胡育兰问出了第一句话。这名高三的学子，因为暑期的一次贪念，险些被刑事案底击碎高考的人生理想，是法律援助的介入，守住了他求学的希望，让一次失足没有演变成“一案毁一生”的悲剧。
　　2025年暑假，即将升入高三的小王想趁着假期赚一点零花钱。在网络浏览信息时，一则报酬诱人的兼职吸引了他——每小时可以拿到400元，工作内容简单，只需要提供手机和电话卡，下载软件维持线路连接。高额的报酬蒙蔽了少年的判断，他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殊不知自己已经掉进电信诈骗团伙布下的陷阱。
　　这是典型的“手机口”诈骗模式，犯罪分子借助中转手机，把境外诈骗来电伪装成普通国内号码，以此迷惑普通群众。
　　小王按照团伙指示，交出两部手机与电话卡，充当通信中转工具，保障诈骗分子能够远程操控设备拨打电话。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小时，就协助拨打出去30余个电话，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走6万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案发后，侦查机关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小王立案侦查并办理取保候审。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经初步审查后认为，小王明知对方实施网络犯罪仍然提供通信帮助，造成被害人重大财产损失，属于帮信罪“情节严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一旦刑事追责落地，这份犯罪记录将会直接剥夺小王参加高考、继续读书升学的机会。
　　迷茫无助的小王得到了法律援助——关岭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胡育兰律师接手了这起涉未成年人案件。面对忐忑不安的少年，胡律师没有先急于给出结论，而是沉下心来细致阅卷，多次安排会见，深入梳理全部案件细节。
　　本案的核心争议摆在面前：现有证据是否能够证实小王的行为达到帮信罪“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
　　从客观事实来看，小王属于通讯传输类帮信行为，实际参与时长仅有一小时，事后也没有拿到承诺的报酬，没有实际获利。虽然客观上造成被害人6万元的财产损失，但辩护不能唯结果论。胡律师提出：办理这类新型网络犯罪案件，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行为独立性以及整体社会危害性，不能仅仅依据危害后果直接入罪。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胡律师正式提交书面听证申请。检察机关收到申请后，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组织召开案件听证会。
　　经过全面核查，检察机关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对小王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悬在少年头顶的刑事追责风险终于消除，参加高考的大门，重新向小王敞开。但法律援助的工作，并没有随着法律文书的下达就此画上句号。
　　秉持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原则，胡律师把心理疏导、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贯穿办案全过程。为了不占用小王复习备考时间，胡律师特意将每次会见沟通安排在周末。她没有生硬堆砌法条，而是通俗拆解“手机口”诈骗的完整运作链条，让小王真切看懂自己的行为在整个诈骗链条中起到的助推作用，认清网络世界同样不是法外之地。少年真正意识到自身错误，卸下巨大的心理包袱，调整状态回归高三备考。
　　同时，胡律师专门约谈小王的父母。她没有一味替孩子开脱过错，而是客观指出家庭监护的短板：假期对孩子网络兼职行为缺少关注和引导。起初一味责备孩子犯错的家长，慢慢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身监护缺位问题。亲子之间不再只有指责埋怨，家长承诺今后加强对孩子的陪伴、监管与法治教育。“办案+普法”的模式，既挽救犯错的未成年人个体，也修复家庭监护环境，实现双重教育矫正。案件办结之后，小王的父母专程送来锦旗，向法律援助律师表达由衷的谢意。
　　这起案件，是刑事法律援助与未成年人特殊司法政策有机结合的一个鲜活范例。面对帮信罪这类层出不穷的新型网络犯罪，司法办案不能简单唯损害结果定罪，必须严格对照法律条文，审慎核查“情节严重”等量化入罪要件。法律援助的意义，绝不只是争取一份有利的案件处理结果，更在于对迷途少年的托举与救赎，把释法说理、心理干预、家庭教育融入办案全流程，做到“办结一案、教育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