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洞法庭法官在和谐长廊调解一起土地互换纠纷。（从江法院供图）

　　在从江县贯洞镇，村民们心里有个共识——遇上解不开的疙瘩，与其在家生闷气，不如“去法庭坐坐”。
　　说起来，去年秋天那桩事，至今还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德刷村的杨大伯和潘今滚村的陆大哥，一对亲叔侄为了一块田，闹了整整三十年。从父辈口头互换到子辈对簿公堂，最后闹进从江县人民法院贯洞人民法庭。庭长付相丽没急着立案，带着退休返聘的老调解员梁昌学和村里寨老，往两家跑了四五趟。调解那天，两人被请到争议地块的田埂上，脚踩着那块争了半辈子的地，话反而软了下来。陆大哥先伸手：“叔，以后地里有活儿喊一声。”杨大伯攥住他的手：“晚上来家里，米酒给你留着。”
　　这一幕，恰恰是贯洞法庭“五心调解”最生动的注解。法庭不大，拢共八个人，法官、助理、书记员全是女同志，付相丽笑着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调解员，是退休返聘回来的老梁。”老梁叫梁昌学，退休前是法院的党组成员，贯洞本地人，侗话张口就来。他每天坐在“从和调”解纷室里，面前永远摆着一壶热水。当事人一进门，他先递杯子：“来，坐下喝口茶，有事慢慢讲。”有人气鼓鼓地来，拍着桌子喊冤；有人红着眼眶进来，半天说不出话。老梁不急，茶水续了两回，对方的火气也就软了下去。一位侗族老乡后来说：“本来觉得打官司就是上公堂，结果人家先给我倒了杯茶，我倒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了。”
　　这话听着简单，却是贯洞法庭最实在的办法——“五心调解”：热心、耐心、公心、细心、诚心。几个字不花哨，做起来全是细活。付相丽说，很多纠纷到了法庭，其实已经不是钱和地的事儿了，是心里那口气没出来。所以她们的第一件事，是听。不打断、不反驳、不偏倚，让双方把憋了几年的委屈、牢骚、怨气全倒出来。有一回处理一起离婚纠纷，夫妻俩在调解室里从下午吵到天黑，女干警一句没插嘴，就坐在旁边记，茶水添了五六回。等两人都没力气吵了，她才开口：“你俩说的我都记着呢，咱们一条一条捋。”最后协议签了，男的站起来说了句：“你们真有耐心，我老婆要是能这样听我说话，我俩也走不到这儿。”
　　这些话，付相丽和同事们记在心里，也转化成了一套缜密的功夫。法庭把调解现场搬到乡亲们身边——有时在侗寨的鼓楼底下，有时在花桥的长凳上，有时干脆就在有争议的那块田边上。法庭门口有条“和谐长廊”，仿着侗族风雨桥修的，旁边还有一座“和玉亭”，来调解的当事人往往先被引到那儿坐坐。2023年以来，光在这两个地方和解的案子就有一百多件。
　　贯洞法庭辖区侗族苗族人口占九成五，很多老人只会说侗话，对外来的规矩半懂不懂。法庭就把“鼓楼议事”的老传统用起来——侗族村寨里，大事小事都要在鼓楼里商议，大家围坐一圈，各说各理，最后由寨老断个公道；法庭则把这种形式搬到调解里，把法律条文翻译成侗家听得懂的老理儿。2023年以来，靠着“双语+鼓楼”的土办法，化解了261件纠纷。更有意思的是普法，干警们自己编侗歌、写快板、拍微电影，把邻里纠纷、土地承包、婚姻家庭那些事儿编进唱词里，赶集的时候在广场上表演，侗族大妈们一边看一边笑：“这不就是上个月张家那事儿嘛。”笑完了，理也明白了。
　　案子实在调解不了的，进了诉讼程序，法庭也不急着判。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之前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透。2023年至今，案件平均审理天数23.5天，调撤率56.29%——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背靠背”沟通、“面对面”协商的反复拉锯。有一次，一个砖厂告一家建筑公司欠了十笔货款，双方都是本地企业，真判下来，输赢都伤元气。老梁和法官把两家负责人约到调解室，先分开谈，再凑一起聊，来回磨了三天，最后达成分期支付的和解方案，当场进行司法确认。建筑公司老板走的时候说：“这方案比打官司强，我俩还能继续做生意。”
　　案子结了不算完，付相丽要求团队“回头看”。调解协议签了，钱到没到账？地有没有腾出来？子女按月给赡养费了吗？全部建台账，电话回访、上门走访、微信沟通，一个不落。近三年判后答疑回访182件，推送自动履行告知书269份。一位追讨劳务费的农民工拿到钱后，给付相丽发了条语音，背景音是工地的嘈杂声：“付庭长，钱到手了，谢谢你们大老远跑到四川来。”——那个案子，法庭干警跨省跑了上千公里，三起劳务纠纷全部调解成功。
　　在贯洞镇，“枫桥式人民法庭”这几个字，老百姓可能念不顺溜，但他们知道，法庭门口那间调解室有热茶喝，鼓楼底下有法官来讲理，田边地头有人蹲着听他们说话——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是贯洞法庭最硬气的“金字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