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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前置思维 守护喀斯特溶洞生态安全
■ 杜双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搞过度商业化开发。贵州作为我国喀斯特地貌与溶洞资源最富集的省份，现已探明溶洞洞口达4.28万个，岩溶生态脆弱、地质遗迹不可再生，钟乳石形成需数万年，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以逆转，亟需以严密法治强化保护。2025年6月，荔波县人民法院联合独山县人民检察院、独山县公安局发布《情阳洞天溶洞群司法保护令》，为全省乃至中国喀斯特地区溶洞司法保护提供了鲜活样本。
一、喀斯特溶洞司法保护令的创新价值与实践效力
传统“先破坏、后追责”的治理模式存在发现、取证、追责、修复等多重难题，无法适配高脆弱、不可逆的溶洞生态保护需求。此次发布的保护令构建“保护令+禁止令+联动机制”的立体化司法保护体系，在保护理念、治理模式、管控机制等方面实现多重创新，达到“四化一体”的实践效力。
一是保护范围复合化，统筹全生态要素管护。将溶洞地质构造、地下水体、洞穴生物、洞内微环境纳入一体管护，严管石体破坏、污水垃圾、珍稀物种生存环境，规范光照、人流与噪音等，实现地质、水体、生物、环境生态全链条保护。二是治理机制协同化，凝聚多方监管合力。建立“法院签发、检察监督、公安执行、行政协同”的联动机制，破解监管碎片化问题，通过联合巡查、隐患排查、联合执法等，消除监管盲区，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全程防控”保护合力。三是管控规则精细化，平衡保护与开发。保护令共13条，兼具刚性约束与实操性。既严禁私挖、违建、非法捕捞等行为，又划定合法开发边界，允许在生态承载范围内开展科普、原生态观光，严控商业化规模，避免破坏性开发，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良性互动。四是示范价值凸显化，形成可复制经验。该司法文书具备强制约束力、预防干预力和警示教育力，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自实施以来，情阳洞天溶洞群已开展联合巡查46次，排查整改隐患21处，处置违法案件6起，办案效率显著提升。目前相关保护模式已在黔南州推广，也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提供了司法参考。
二、当前贵州喀斯特溶洞司法保护面临的法治困境
对照最严格生态保护要求，贵州喀斯特溶洞保护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惩戒不到位、监管衔接不畅、协同机制不健全等短板。其一，专项立法滞后，法律体系不完善。现有国家相关法规条款分散、实操性不足，省级专项条例仍在立法筹备阶段，现有地方性法规范畴有限、层级不高，难以覆盖全省海量溶洞资源。其二，惩戒力度不足，震慑作用薄弱。现有处罚以罚款为主，责任形式单一，刑事追责、生态赔偿落实不到位，岩壁刻画、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取证认定难度大，普遍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私挖盗采、违规探险等行为屡禁不止。其三，监管衔接不畅，协同机制缺位。溶洞保护涉及多部门，但各单位职责划分不清、信息共享不足，易出现多头监管或监管真空，部分地区重开发、轻保护，过度商业化导致洞内微生态持续受损。其四，预防保护薄弱，司法职能未充分发挥。传统环境司法以事后追责为主，事前风险阻断、源头防控不足，预防性司法、公益诉讼、生态修复等功能运用不充分，未能将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
三、新时代加强喀斯特溶洞司法保护的法治路径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的核心要求，立足贵州喀斯特溶洞资源禀赋，以司法保护令为样本，从立法、执法、司法、监管、共治五个维度系统发力，构建“立法固基、执法从严、司法兜底、科技赋能、社会共治”全链条法治保护体系，切实守护好喀斯特地下生态宝库。
（一）加快专项立法，健全岩溶法治体系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加快推进《贵州省岩溶洞穴保护和开发利用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明确溶洞保护范围、分级管控标准、开发准入条件、法律责任等内容，填补省级专项立法空白。修订完善《贵州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岩溶资源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细化溶洞保护条款，构建“国家法律+省级条例+地方细则”层级完备、衔接顺畅的溶洞保护法律体系。
（二）强化执法惩戒，提升刚性约束效能
严格落实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大对溶洞破坏行为的执法力度，依法从重查处私挖盗采、违规开发、污染水体、损毁钟乳石等违法行为，依法加大罚款幅度、强化刑事追责、落实生态损害赔偿，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建立“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联动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与程序，加强信息共享、线索互通、联合执法，形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的高压态势，让制度真正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三）深化司法创新，完善预防保护机制
推广“司法保护令+禁止令+联动机制”模式，将预防性司法理念贯穿溶洞保护全过程，提前介入、风险阻断、源头防控，对潜在破坏行为及时发出司法建议、禁止令，防止不可逆损害的发生。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审理溶洞破坏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强化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判令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推动“谁破坏、谁赔偿、谁修复”落到实处。加强司法案例指导，发布典型案例，统一裁判标准，提升溶洞司法保护规范化水平。
（四）健全协同机制，构建全域保护格局
建立省级统筹、市县负责、部门协同、司法保障的溶洞保护工作机制，明确自然资源、文旅、生态环境、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职责边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联合巡查、共享监管信息，形成保护合力。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统筹溶洞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严格落实生态承载力管控、开发准入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杜绝过度商业化开发，推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
（五）聚力科技赋能，同心共治筑牢根基
运用大数据、物联网、遥感监测等技术搭建溶洞生态动态监测平台，实时监测洞内环境指标，实现智能预警、精准监管、快速处置。加大法治与科普宣传力度，通过景区公示、基层宣讲、校园科普等形式，普及溶洞保护知识与法律法规，扭转错误开发观念，提升群众、经营者与游客的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岩溶资源的良好氛围。
守护喀斯特溶洞生态，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未来贵州要持续完善全链条法治保护体系，加快专项立法、强化执法惩戒、深化司法创新、健全协同机制、推进科技赋能与社会共治，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溶洞法治保护体系，切实守护好贵州四万余个溶洞这一地下生态宝库，以法治力量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行稳致远。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喀斯特地区旅游政区冲突协调模式研究”（GCRC2601）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搞过度商业化开发。贵州作为我国喀斯特地貌与溶洞资源最富集的省份，现已探明溶洞洞口达4.28万个，岩溶生态脆弱、地质遗迹不可再生，钟乳石形成需数万年，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以逆转，亟需以严密法治强化保护。2025年6月，荔波县人民法院联合独山县人民检察院、独山县公安局发布《情阳洞天溶洞群司法保护令》，为全省乃至中国喀斯特地区溶洞司法保护提供了鲜活样本。
一、喀斯特溶洞司法保护令的创新价值与实践效力
传统“先破坏、后追责”的治理模式存在发现、取证、追责、修复等多重难题，无法适配高脆弱、不可逆的溶洞生态保护需求。此次发布的保护令构建“保护令+禁止令+联动机制”的立体化司法保护体系，在保护理念、治理模式、管控机制等方面实现多重创新，达到“四化一体”的实践效力。
一是保护范围复合化，统筹全生态要素管护。将溶洞地质构造、地下水体、洞穴生物、洞内微环境纳入一体管护，严管石体破坏、污水垃圾、珍稀物种生存环境，规范光照、人流与噪音等，实现地质、水体、生物、环境生态全链条保护。二是治理机制协同化，凝聚多方监管合力。建立“法院签发、检察监督、公安执行、行政协同”的联动机制，破解监管碎片化问题，通过联合巡查、隐患排查、联合执法等，消除监管盲区，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全程防控”保护合力。三是管控规则精细化，平衡保护与开发。保护令共13条，兼具刚性约束与实操性。既严禁私挖、违建、非法捕捞等行为，又划定合法开发边界，允许在生态承载范围内开展科普、原生态观光，严控商业化规模，避免破坏性开发，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良性互动。四是示范价值凸显化，形成可复制经验。该司法文书具备强制约束力、预防干预力和警示教育力，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自实施以来，情阳洞天溶洞群已开展联合巡查46次，排查整改隐患21处，处置违法案件6起，办案效率显著提升。目前相关保护模式已在黔南州推广，也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提供了司法参考。
二、当前贵州喀斯特溶洞司法保护面临的法治困境
对照最严格生态保护要求，贵州喀斯特溶洞保护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惩戒不到位、监管衔接不畅、协同机制不健全等短板。其一，专项立法滞后，法律体系不完善。现有国家相关法规条款分散、实操性不足，省级专项条例仍在立法筹备阶段，现有地方性法规范畴有限、层级不高，难以覆盖全省海量溶洞资源。其二，惩戒力度不足，震慑作用薄弱。现有处罚以罚款为主，责任形式单一，刑事追责、生态赔偿落实不到位，岩壁刻画、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取证认定难度大，普遍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私挖盗采、违规探险等行为屡禁不止。其三，监管衔接不畅，协同机制缺位。溶洞保护涉及多部门，但各单位职责划分不清、信息共享不足，易出现多头监管或监管真空，部分地区重开发、轻保护，过度商业化导致洞内微生态持续受损。其四，预防保护薄弱，司法职能未充分发挥。传统环境司法以事后追责为主，事前风险阻断、源头防控不足，预防性司法、公益诉讼、生态修复等功能运用不充分，未能将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
三、新时代加强喀斯特溶洞司法保护的法治路径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的核心要求，立足贵州喀斯特溶洞资源禀赋，以司法保护令为样本，从立法、执法、司法、监管、共治五个维度系统发力，构建“立法固基、执法从严、司法兜底、科技赋能、社会共治”全链条法治保护体系，切实守护好喀斯特地下生态宝库。
（一）加快专项立法，健全岩溶法治体系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加快推进《贵州省岩溶洞穴保护和开发利用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明确溶洞保护范围、分级管控标准、开发准入条件、法律责任等内容，填补省级专项立法空白。修订完善《贵州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岩溶资源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细化溶洞保护条款，构建“国家法律+省级条例+地方细则”层级完备、衔接顺畅的溶洞保护法律体系。
（二）强化执法惩戒，提升刚性约束效能
严格落实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大对溶洞破坏行为的执法力度，依法从重查处私挖盗采、违规开发、污染水体、损毁钟乳石等违法行为，依法加大罚款幅度、强化刑事追责、落实生态损害赔偿，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建立“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联动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与程序，加强信息共享、线索互通、联合执法，形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的高压态势，让制度真正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三）深化司法创新，完善预防保护机制
推广“司法保护令+禁止令+联动机制”模式，将预防性司法理念贯穿溶洞保护全过程，提前介入、风险阻断、源头防控，对潜在破坏行为及时发出司法建议、禁止令，防止不可逆损害的发生。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审理溶洞破坏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强化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判令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推动“谁破坏、谁赔偿、谁修复”落到实处。加强司法案例指导，发布典型案例，统一裁判标准，提升溶洞司法保护规范化水平。
（四）健全协同机制，构建全域保护格局
建立省级统筹、市县负责、部门协同、司法保障的溶洞保护工作机制，明确自然资源、文旅、生态环境、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职责边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联合巡查、共享监管信息，形成保护合力。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统筹溶洞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严格落实生态承载力管控、开发准入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杜绝过度商业化开发，推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
（五）聚力科技赋能，同心共治筑牢根基
运用大数据、物联网、遥感监测等技术搭建溶洞生态动态监测平台，实时监测洞内环境指标，实现智能预警、精准监管、快速处置。加大法治与科普宣传力度，通过景区公示、基层宣讲、校园科普等形式，普及溶洞保护知识与法律法规，扭转错误开发观念，提升群众、经营者与游客的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岩溶资源的良好氛围。
守护喀斯特溶洞生态，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未来贵州要持续完善全链条法治保护体系，加快专项立法、强化执法惩戒、深化司法创新、健全协同机制、推进科技赋能与社会共治，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溶洞法治保护体系，切实守护好贵州四万余个溶洞这一地下生态宝库，以法治力量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行稳致远。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喀斯特地区旅游政区冲突协调模式研究”（GCRC260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