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温家屯湿地拍摄的黑颈鹤等越冬候鸟。通讯员 岳刚 摄（影像贵州）

凯里法院联合市林业局以“司法保护令+警示案例二维码”的创新模式开展野生鸟类保护普法。

　　■记者 杨情丽
　　春回黔贵，候鸟迁飞。正值《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实施后的首个“爱鸟周”（3月25日至31日），省高院一场鸟类司法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将公众的目光引向那些翱翔于天际的“蓝天精灵”。从三年167件涉鸟类案件的审结，到多个司法保护基地的落成，再到典型案例的发布，贵州法院正以司法之力，为野生鸟类撑起坚实的“保护盾”。梳理其保护路径，一条从“惩治”到“修复”再到“共治”的递进式脉络清晰可见。
　　惩治：从“点状打击”走向“全链条追责”
　　鸟类司法保护之一，是让破坏者付出应有代价。贵州法院近三年的审判实践表明，惩治手段正在从过去的“点状打击”向“全链条追责”深化。
　　过去，司法打击多集中在非法猎捕这一前端环节，对运输、销售等后端环节的惩治相对薄弱。由于不法分子形成了“捕—运—售”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即便猎捕环节被查处，其他环节仍能继续运转。针对这一痛点，贵州法院在审判中有意识地向全链条延伸。在余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被告人虽未直接参与猎捕或售卖，但其运输56只野生画眉鸟的行为被依法定罪处罚，传递出“无论处于哪个环节，都将承担刑事责任”的明确信号。
　　与此同时，犯罪手段的网络化趋势也被纳入司法视野。在郎某江案中，他不仅非法猎捕、出售野生鸟类，还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传授狩猎方法、销售捕鸟网。法院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全面惩治“捕、教、售”违法犯罪行为。这一判决向公众表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利用新技术手段实施或帮助犯罪，同样难逃法网。
　　从“只打前端”到“全链条覆盖”，从“线下打击”到“线上线下并重”，贵州法院惩治手段的不断升级，正让破坏鸟类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
　　修复：从“一判了之”走向“恢复性司法”
　　打击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如果仅对违法者处以刑罚，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无法得到恢复，司法保护便难以真正见效。基于这一认识，贵州法院推动鸟类司法保护从“一判了之”向“恢复性司法”转变，力求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让受损的生态得以修复。
　　在李某银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被告人非法猎捕266只棕头鸦雀，法院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判令其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74100元。“损害担责”原则的落实，让生态修复有了实实在在的资金保障。
　　更值得关注的是，贵州法院将修复理念延伸到涉案鸟类的救治和放归。雷山县人民法院联合雷公山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建立涉案野生动物放归救护联动协作机制。在这一机制推进下，被查获的鸟类不再仅仅是案件中的“物证”或“赃物”，更是需要被救治的生命。司法程序推进的同时，专业力量及时介入，让鸟儿得以重归蓝天。
　　从经济赔偿到实际救助，贵州法院的“恢复性司法”实践，让司法保护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共治：从“单打独斗”走向“多元协同”
　　惩治与修复之外，贵州法院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鸟类保护，绝非一家之事。以此为原点，他们推动司法保护从“单打独斗”向“多元协同”的共治格局转变。
　　设立鸟类司法保护基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抓手。从草海到雷公山，一个个基地的落成，将原本分散的司法、行政、救助资源整合在一起。在黔东南州，由州中级人民法院牵头，联合检察院、公安局、林业局及保护区管理局五部门共建，设立“野生鸟类司法保护基地”，形成“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生态修复+多元共治”的一体化格局。这种跨部门协作机制，打破了长期以来“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部门壁垒。
　　预防性司法理念的引入，则让共治格局向更前端延伸。黎平县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发布《野生鸟类司法保护令》，将禁止性规定以司法令状的形式明确下来，既为公众监督提供了依据，也让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有了统一遵循。
　　专业化支撑体系的建设，为共治提供了技术保障。贵阳中院建立“生态技术调查官”制度，联合科研机构、高校建立保护专家库，吸纳20名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专家。物种鉴定、损害评估、修复方案制定等专业难题，有了可靠的智力支持。
　　从部门协同到公众参与，从制度设计到专业支撑，贵州法院正在织就一张多方参与、合力共治的鸟类保护网络。
　　正如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丽所言：“法院不仅惩治前端的非法猎捕环节，也惩治后续的运输、销售环节，通过打击犯罪，进一步用司法力量守护野生鸟类、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国家生态安全。”
　　惩治是基础，让破坏者不敢伸手；修复是关键，让受损生态得以恢复；共治是保障，让保护工作可持续。惩治、修复、共治三位一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这不仅是贵州法院鸟类司法保护的实践路径，更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样本。在黔贵大地上，正是这种系统性的司法守护，让“蓝天精灵”得以自由翱翔，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一步步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