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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黔山法脉躬行育人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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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黔山法脉躬行育人初心
——追忆高铭暄先生与贵州法治之缘
■曹波
2026年3月2日9时许,“人民教育家”高铭暄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隆重举行。包括中央领导同志、法学家代表、高校师生以及先生亲属、生前好友在内的700余名各界人士,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先生最后一程。现场“云幕低垂,飞雪寄哀”,漫天飞雪仿佛也在为先生的离去而悲恸。先生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人、首批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是屹立于我国法学界的泰斗、享誉全球的法学大家;而在我心中,他更是那位心系西南、情牵贵州,将最后一份育人期许托付于我的恩师。作为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2017年我带着先生“到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去”的嘱托扎根贵州。如今追忆往昔,先生与贵州跨越数十载的情缘,如乌江流水绵延不绝,似黔山劲松万古长青。
一、心系西南·情牵法治:先生为贵州法治建设引航定向
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在全国法治版图中曾长期处于追赶之势。作为深耕北京的全国顶尖法学专家,先生始终对贵州这片热土的法治发展念兹在兹,自2000年起,便多次跨越千里赴黔,为贵州法治建设的跨越发展倾注心血。
先生的关怀,藏在一场场高规格学术盛会的参与之中。根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吴大华回忆,2000年8月,“当代国际刑法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时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的先生出席会议,分享国际刑法学前沿动态,为贵州法学界打开国际视野;2006年,先生两度赴黔,3月出席“当代国际刑法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6月又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法治协调完善研讨会,为贵州刑事法治、反腐败法治建设建言;2010年8月,“第一届当代刑事司法论坛”在贵阳举办,先生再临会场,聚焦司法热点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先生始终认为,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地域之分,也没有先后之别。他每一次赴黔参会,都以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开阔的视野,为贵州法治建设注入新的理念与动力,让先进的法治思想在黔中大地落地生根。
二、悉心育才·薪火相传:先生为贵州法治人才铸魂赋能
先生常言,法治建设的核心是人才,贵州法治发展的短板在人才,补齐短板的关键在于“引育并举、薪火相传”。数十年来,他始终将贵州法治人才培养放在心上,为贵州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扎根基层的实务骨干与学术中坚。
在学术领域,先生对贵州法学界关怀备至,悉心指导吴大华教授等本土学者,以及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挂职贵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肖中华教授,为贵州法学学科建设把脉定向。在实务领域,他多次为贵州政法系统干警授课,参与全省高级法官、检察官的培训工作。王海萍、侯建英、唐黔森等一批实务部门领导和骨干专家,都曾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提升专业能力。即便到了晚年,他仍时常参与贵州相关刑事疑难案例研讨和论证,为一线办案提供专业支持。
而于我而言,先生的培养与嘱托,是指引我前行的方向。2017年,我即将完成博士学业,先生与我深谈:“我这一生培养了60多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却唯独没有一人扎根贵州。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贵州需要法学人才,你若能去,既是成全我的心愿,也是践行一名法学人的使命。”先生的话语如重锤敲心,我毅然选择奔赴贵州。如今,我在贵州大学法学院工作已近九年,始终将先生的教诲融入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努力在岗位上践行先生的法治初心,不负先生的期许与嘱托。
三、躬行践履·言传身教:先生为贵州法治教育凝心启智
先生与贵州的情缘,在2018年深秋定格为最温暖的注脚。那一年,已届鲐背之年的先生,为鼓励我扎根贵州、深耕法学,不顾年高体迈,在浙江省金华市人民警察学校教授傅跃建(已于2022年逝世)、学术助理何琳博士、其子高晓东先生等人的陪同下,不远千里奔赴黔地。此行中,他先后走进遵义会议会址感悟红色初心,前往湄潭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追忆教育文脉,到访贵州黔坤律师事务所与实务同仁座谈交流,又赴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专题学术讲座作主旨演讲,用脚步丈量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应我与贵州大学法学院的诚挚邀请,先生专程赴校,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场高规格的学术盛宴。在学院模拟法庭,他以《新中国刑法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展开讲授,从刑法理论的历史脉络到新时代法治实践的发展要求,讲解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原定一小时的讲座,因师生们的热烈反响延长至近三小时。互动环节中,他耐心倾听每一个提问,细致解答每一份困惑,还寄语贵州大学法学学子:“好好学习,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法律人!”时至今日,我也始终以先生的寄语为指引,秉持“自由意志、自主行为、自我担责”的理念培养学生,努力践行先生的育人初心。讲座结束后,他不顾高龄疲惫,坚持为同学们签名赠书《我与刑法七十年》。在学院学科建设座谈会上,他充分肯定贵州大学法学院在西部法学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对学院近年来学科建设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斩获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致以诚挚祝贺,并结合七十余载治学育人的深厚体悟,为学院未来发展提出宝贵建议。座谈会后,先生欣然为学院留下墨宝“法安天下”,勉励大家坚守法治初心、胸怀天下担当。
此次贵州之行,先生圆满了心中三大心愿:一是瞻仰遵义会议会址,感悟红色初心;二是重访湄潭浙大西迁旧址,追忆教育文脉;三是为我扎根贵州鼓劲,见证我在西部法治教育沃土上的成长。他常说,“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此行正是他践行这一信念的生动写照。返京次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先生“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既是对他一生治学育人、深耕法学事业的肯定,也是对他情系贵州、关怀西部法治发展的深情回响。
恩师已逝,风范长存。先生用一生践行“法治为人民”的初心,用至诚牵挂书写出与贵州法治建设的不解之缘。作为先生在贵州工作的唯一弟子,我将永远铭记先生的嘱托,扎根贵州、深耕法学,在教学科研中传承先生治学精神,在法治实践中践行先生育人初心。我坚信,在先生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法学人才会奔赴贵州,贵州的法治建设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高铭暄先生,与贵州的情缘长存,学术不朽,精神永驻!
(作者系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贵州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基于OBE理念的高校刑法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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