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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的理论意涵与贵州实践
■傅智文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从我国授予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来看，主要是各地特色种植、养殖产品，以及其加工制成品。地理标志产品，以其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产生产业聚集效应。近年来，贵州以“保护一个地标、振兴一个产业、做强一个县域、富裕一方百姓”为目标，全省地理标志年产值已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地理标志产品，尤其是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产地的水、土壤、阳光、温度、湿度等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往往直接影响农产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特征。地理标志保护，本质上是对“天、地、人、文”协同演化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守护。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的内在理论逻辑，并以贵州的多元实践为镜，探寻产品生态化、生态产品高附加值化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一、理论意涵：从“产品保护”到“系统守护”的范式跃迁
传统上，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多侧重于特定产地相关产品商业利益维护与产品质量管控，可视为一种“产品中心主义”范式的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是以地理标志作为一种商品标识，更重视其产品附加值的开发，而容易忽视其产生地理标志赖以存在发生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因素。一体保护理论正是对此局限的超越与扬弃。其核心意涵在于，将地理标志产品视为特定生态系统中自然因素与人文活动长期互动的结晶，从而将保护范畴从终端产品本身，拓展至孕育该产品的整个生命支持系统。这一理论建构于多重维度：从自然生态维度看，地理标志产品的独特品质，直接根植于“地域环境”——一个包含特定土壤成分、局部气候、水文特征、生物群落等自然要素的综合体。其次，是人文生态维度，地理标志是“人地关系”的产物，承载着特定社区世代相传的种养殖技术、加工技艺、生产节律与地方知识。从经济生态维度看，可持续的地理标志经济，应是一种内生于当地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它通过赋予高品质生态产品以市场溢价，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从而为当地社区提供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激励。最后，从制度生态维度看，“一体保护”要求构建跨部门、多层级、网络化的协同治理框架。这涉及农业、林业、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文旅、知识产权等多个部门的政策协同，需要将地理标志产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深度融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制度合力。
因此，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的“一体保护”，并非简单的“地理标志+环境保护”，而是一种深刻的系统性、整体性、关系性的认知与实践范式跃迁。它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
二、贵州实践：高原山地气候的多元探索与共生智慧
贵州，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其脆弱的高原山地生态环境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交织在一起。近年来，贵州在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且各具特色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一体保护”的理论内涵。
（一）赤水河畔的“生命共同体”守护——以“茅台酒”地理标志与流域生态保护为例
赤水河，被誉为“美酒河”，其流域的生态健康直接关乎茅台、习酒、郎酒等众多地理标志名酒的命脉。贵州的实践超越了单个企业或产品的范畴，上升至流域尺度的“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贵州省制定了《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实施最严格的环境准入和污染排放标准，开展全流域“退耕还林、退耕还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上下游实行生态补偿。这种以地理标志产业为核心驱动，将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规制与社区参与捆绑的流域共治模式，是将地理标志经济价值转化为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内生动力的典范，实现了“一瓶酒”与“一条河”的共生共荣。
（二）自然保护地周边的协同发展——以“都匀毛尖”茶产业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为例
“都匀毛尖”茶产区多位于黔南州的森林环绕之中，尤其是与自然保护地毗邻。高品质的毛尖茶依赖清洁的空气、纯净的山泉水和富含有机质的森林土壤。贵州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茶-林”复合生态系统建设，在茶园周边保留和营造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推广“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生态茶园模式，严禁毁林开垦。同时，将茶叶种植加工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相结合，推动“茶旅融合”。这形成了“生态护茶、茶业兴旅、旅游反哺生态”的良性循环，缓解了保护地周边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使地理标志产业成为自然保护地的“绿色缓冲”与“发展纽带”。
（三）农耕遗产的活态传承——以“从江香禾糯”“从江香猪”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黔东南州的“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此系统中，地理标志产品“从江香禾糯”的种植与地理标志产品“从江田鱼”“从江香猪”的养殖深度嵌合。当地社区遵循“稻养鱼鸭、鱼鸭肥稻”的生态循环法则，不使用化肥农药，维护了农田生物多样性与土壤健康。贵州省通过设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制定传统品种保护计划，支持合作社发展，并借助“地理标志+文化遗产”双品牌进行市场推广，让传统农耕方式因其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而重获尊严与生计保障，实现了文化传承、生态保育与社区发展的统一。
（四）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以“修文猕猴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为例
修文县委、县政府出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相关方案，县政府办出台品牌建设实施方案，从标准制定、实施加强品质控制，到品牌培育、提升品牌价值，再到品牌许可、使用监督执法，统筹各部门职能职权，推动“修文猕猴桃”地理标志产品的高质量发展。修文县检察机关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动联系果蔬物流园区所在地相关部门联合实施修文猕猴桃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专项活动。修文县人民法院成立了贵州省首个“修文猕猴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知识产权与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地”，强化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关生态环境要素的司法保障，常态化联动市场监管、农业农村、行业协会等部门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三、挑战与展望：迈向更加自觉的“一体保护”新阶段
面向未来，贵州乃至全国的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应朝着以下方向深化：从理念更新方面，将地理标志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细胞单元”和乡村振兴的“金色名片”，在全社会倡导“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地理标志生命线”的共识；从制度创新方面，加快探索建立覆盖地理标志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标准”或“可持续发展规范”，制定地理标志专门法规，衔接生态环境保护和良好农业等制度。从科技赋能角度，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从产地环境到终端消费的“生态环境-品质”一体化智能追溯与监测预警平台，实现透明化监管与信任传递。从融合发展视角，深度推动“地理标志+生态农业”“地理标志+生态旅游”“地理标志+文化遗产”等融合发展模式，拓展地理标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实现路径。
结语
地理标志，是刻录在物产之上的山水气候记忆与人文智慧密码。对其最高层次的保护，绝非止于一枚标签、一套工艺，而是对其所根植的那一方水土、所依存的那一整套生命网络、所承载的那一种人与自然和谐智慧的深情守护与永续传承。贵州在高原山地上的多元实践，初步昭示了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与广阔前景。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从我国授予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来看，主要是各地特色种植、养殖产品，以及其加工制成品。地理标志产品，以其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产生产业聚集效应。近年来，贵州以“保护一个地标、振兴一个产业、做强一个县域、富裕一方百姓”为目标，全省地理标志年产值已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地理标志产品，尤其是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产地的水、土壤、阳光、温度、湿度等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往往直接影响农产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特征。地理标志保护，本质上是对“天、地、人、文”协同演化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守护。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的内在理论逻辑，并以贵州的多元实践为镜，探寻产品生态化、生态产品高附加值化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一、理论意涵：从“产品保护”到“系统守护”的范式跃迁
传统上，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多侧重于特定产地相关产品商业利益维护与产品质量管控，可视为一种“产品中心主义”范式的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是以地理标志作为一种商品标识，更重视其产品附加值的开发，而容易忽视其产生地理标志赖以存在发生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因素。一体保护理论正是对此局限的超越与扬弃。其核心意涵在于，将地理标志产品视为特定生态系统中自然因素与人文活动长期互动的结晶，从而将保护范畴从终端产品本身，拓展至孕育该产品的整个生命支持系统。这一理论建构于多重维度：从自然生态维度看，地理标志产品的独特品质，直接根植于“地域环境”——一个包含特定土壤成分、局部气候、水文特征、生物群落等自然要素的综合体。其次，是人文生态维度，地理标志是“人地关系”的产物，承载着特定社区世代相传的种养殖技术、加工技艺、生产节律与地方知识。从经济生态维度看，可持续的地理标志经济，应是一种内生于当地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它通过赋予高品质生态产品以市场溢价，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从而为当地社区提供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激励。最后，从制度生态维度看，“一体保护”要求构建跨部门、多层级、网络化的协同治理框架。这涉及农业、林业、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文旅、知识产权等多个部门的政策协同，需要将地理标志产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深度融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制度合力。
因此，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的“一体保护”，并非简单的“地理标志+环境保护”，而是一种深刻的系统性、整体性、关系性的认知与实践范式跃迁。它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
二、贵州实践：高原山地气候的多元探索与共生智慧
贵州，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其脆弱的高原山地生态环境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交织在一起。近年来，贵州在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且各具特色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一体保护”的理论内涵。
（一）赤水河畔的“生命共同体”守护——以“茅台酒”地理标志与流域生态保护为例
赤水河，被誉为“美酒河”，其流域的生态健康直接关乎茅台、习酒、郎酒等众多地理标志名酒的命脉。贵州的实践超越了单个企业或产品的范畴，上升至流域尺度的“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贵州省制定了《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实施最严格的环境准入和污染排放标准，开展全流域“退耕还林、退耕还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上下游实行生态补偿。这种以地理标志产业为核心驱动，将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规制与社区参与捆绑的流域共治模式，是将地理标志经济价值转化为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内生动力的典范，实现了“一瓶酒”与“一条河”的共生共荣。
（二）自然保护地周边的协同发展——以“都匀毛尖”茶产业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为例
“都匀毛尖”茶产区多位于黔南州的森林环绕之中，尤其是与自然保护地毗邻。高品质的毛尖茶依赖清洁的空气、纯净的山泉水和富含有机质的森林土壤。贵州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茶-林”复合生态系统建设，在茶园周边保留和营造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推广“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生态茶园模式，严禁毁林开垦。同时，将茶叶种植加工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相结合，推动“茶旅融合”。这形成了“生态护茶、茶业兴旅、旅游反哺生态”的良性循环，缓解了保护地周边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使地理标志产业成为自然保护地的“绿色缓冲”与“发展纽带”。
（三）农耕遗产的活态传承——以“从江香禾糯”“从江香猪”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黔东南州的“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此系统中，地理标志产品“从江香禾糯”的种植与地理标志产品“从江田鱼”“从江香猪”的养殖深度嵌合。当地社区遵循“稻养鱼鸭、鱼鸭肥稻”的生态循环法则，不使用化肥农药，维护了农田生物多样性与土壤健康。贵州省通过设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制定传统品种保护计划，支持合作社发展，并借助“地理标志+文化遗产”双品牌进行市场推广，让传统农耕方式因其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而重获尊严与生计保障，实现了文化传承、生态保育与社区发展的统一。
（四）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以“修文猕猴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为例
修文县委、县政府出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相关方案，县政府办出台品牌建设实施方案，从标准制定、实施加强品质控制，到品牌培育、提升品牌价值，再到品牌许可、使用监督执法，统筹各部门职能职权，推动“修文猕猴桃”地理标志产品的高质量发展。修文县检察机关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动联系果蔬物流园区所在地相关部门联合实施修文猕猴桃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专项活动。修文县人民法院成立了贵州省首个“修文猕猴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知识产权与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地”，强化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关生态环境要素的司法保障，常态化联动市场监管、农业农村、行业协会等部门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三、挑战与展望：迈向更加自觉的“一体保护”新阶段
面向未来，贵州乃至全国的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应朝着以下方向深化：从理念更新方面，将地理标志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细胞单元”和乡村振兴的“金色名片”，在全社会倡导“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地理标志生命线”的共识；从制度创新方面，加快探索建立覆盖地理标志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标准”或“可持续发展规范”，制定地理标志专门法规，衔接生态环境保护和良好农业等制度。从科技赋能角度，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从产地环境到终端消费的“生态环境-品质”一体化智能追溯与监测预警平台，实现透明化监管与信任传递。从融合发展视角，深度推动“地理标志+生态农业”“地理标志+生态旅游”“地理标志+文化遗产”等融合发展模式，拓展地理标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实现路径。
结语
地理标志，是刻录在物产之上的山水气候记忆与人文智慧密码。对其最高层次的保护，绝非止于一枚标签、一套工艺，而是对其所根植的那一方水土、所依存的那一整套生命网络、所承载的那一种人与自然和谐智慧的深情守护与永续传承。贵州在高原山地上的多元实践，初步昭示了地理标志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与广阔前景。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