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罗翔 通讯员 唐璐琦
　　“法官，我明明天天跟着A公司的安排干活，怎么突然就成了B公司的员工？这工伤赔偿，到底该谁管啊？”握着皱巴巴的工资转账记录，卢某的声音里满是困惑与无助。
　　不久前，这场缠绕着两家公司、关乎一名劳动者生计的劳动争议，在龙里县人民法院的细致调解下，终于迎来了温暖的结局。
　　迷雾重重：熟悉的工作陌生的合同
　　卢某至今记得，自己第一天到岗时，是A公司的人领着熟悉场地，日常工作也全听A公司的调度。今天去哪个小区装电梯，明天要赶哪个项目的工期，连打卡的工作群，群名都是A公司以前的名字，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在群里。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没去过、没见过人”的B公司扯上关系。
　　直到施工时意外受伤，卢某找A公司要说法，才发现事情不对劲。A公司说，卢某不是自家员工，签合同的是B公司；可卢某翻遍手机，也没找到和B公司的任何交集。没有面试记录，没有工作对接，连所谓的“劳动合同”，卢某都没见过原件。更让他费解的是，发工资的是A公司的财务刘某，当初刘某找他要银行卡时，明明说“是发工资用”，怎么现在就成了“A公司和B公司串通好的”？
　　一边是天天共事的A公司，一边是“只闻其名”的B公司；一边是A公司财务发的工资，一边是B公司名下的“劳动合同”。受伤后的疼痛还没消退，劳动关系的迷局又让卢某犯了难：自己到底是谁的员工？这笔工伤保险待遇，该向谁要？
　  抽丝剥茧：在“合作”背后找到关键线索
　　案件刚到龙里县人民法院时，承办法官就察觉出了不寻常，原告A公司不服仲裁裁决，称卢某是B公司员工，但卷宗里既没有B公司的参与，也没有清晰的劳动关系证明。“这里面肯定漏了关键当事人。”法官当即决定，先找A公司问个明白。
　　电话里，A公司的说法含糊其词，只提“和B公司是合作关系”，直到法官进一步追问，才透出实情：A公司没有电梯安装资质，所以卖电梯给客户后，实际的供货和安装都交给了B公司。顺着这条线索，法官联系上B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某，吴某坦言：卢某是B公司员工，签过劳动合同，还在B公司买的雇主责任险名单里，和另外24名员工一起投保。
　　可卢某的说法又截然相反，没签过合同，没接触B公司。一边是两家公司的“口径一致”，一边是劳动者的“孤证”。法官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仔细核对了工作群记录：群主是吴某，A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群内；又查了工资流水，发现确实是A公司财务刘某通过微信转账；再比对B公司的雇主责任险名单，卢某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是简单的‘谁签合同算谁的员工’，关键看实际用工关系。”法官心里有了谱，为了查清真相，依职权追加B公司为第三人，让这场“罗生门”里的三方，终于能坐在一起把话说透。
　  暖流涌动：27万元赔付解劳动者燃眉之急
　　开庭那天，法庭里的气氛有点僵。A公司和B公司坚持“卢某是B公司员工”，卢某则红着眼眶拿出工资记录、工作群截图，反复说“我一直为A公司干活”。法官知道，卢某的核心诉求不是“争个名分”，而是拿到工伤保险待遇，治伤、养家；而A公司和B公司，也不想被漫长的诉讼拖垮。
　　“如果一直纠结‘是谁的员工’，拖到最后，卢某的伤耽误不起，两家公司的精力也耗不起。”庭后，法官没有急于下判决，而是先找卢某坐下来，一条条分析证据：工作群里的调度记录、工资的实际来源、B公司的保险记录，帮他理清法律上的“实际用工”认定标准；再分别给A公司、B公司打电话，讲清楚“规避工伤保险责任”的法律风险，也聊起劳动者受伤后的难处。
　　一次、两次、三次……电话里的沟通从“各执一词”到“愿意协商”，从“互相推诿”到“主动让步”。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三方达成了协议：卢某与B公司终止劳动关系，B公司一次性向卢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等各项损失共计27万元。
　　拿到调解协议那天，卢某特意给法官打了电话，语气里满是感激：“谢谢您，不仅帮我拿到了赔偿，还少跑了好多趟法院，实实在在帮我解决了难题！”
　　法官提醒：切记给劳动关系“留个底”
　　劳动者找工作时，一定要让单位签书面劳动合同，看清合同里的“用人单位名称”“工作内容”“社会保险”这些关键信息，签完后自己留一份，别让“口头约定”代替“书面凭证”；用人单位也得及时给员工缴社保，既为员工的安全“兜底”，也避免因“规避责任”惹上纠纷。
　　劳动关系里，没有“模糊地带”；法律的温度，也始终向着“保障劳动者权益”倾斜。就像卢某的经历一样，哪怕迷局再复杂，只要守住“实际用工”的核心，守住“依法维权”的底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总会被稳稳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