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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忘却的精神慰藉
■ 张田田
近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三位教授整理而成的《〈文讯月刊〉全编》（以下简称《全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文讯月刊》作为20世纪40年代国内一流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兼具史料与研究价值。《全编》的出版，使这份民国刊物得以完整呈现，不仅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及各学科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于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尤其是贵州现代报刊发展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一“钵”三折赓续文脉：《文讯月刊》的办刊历程与精神要义
《文讯月刊》由当时跻身全国七大书局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出版，于1941年10月10日创刊，1948年12月5日终刊，历时七年有余，共出版9卷55期49册。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等大家学者先后担任其主编，撰稿人多为当时活跃在学术文化界的名人名家。在全面抗战时期，《文讯月刊》不仅在贵阳、重庆、成都、昆明、长沙等地发行，还远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福州、厦门、广州等大城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每期印数超过4000册，每册12万字，可谓持续时间长、编辑质量高、发行量大、影响范围广。
《文讯月刊》是一本深具综合性和服务性的文化刊物。创刊之初就以“集思广益，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以及其他与出版事业有关的文字”为目的，旨在出版者、著作人、读者三方于精神上架起互相沟通的桥梁。该刊自始至终，紧扣时代脉搏，不断调整编辑方针与理念，以求“为文化服务”。谢六逸时期（1941-1944），面对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丧的危局，《文讯月刊》肩负起了凝聚抗日力量、赓续中华文脉的责任和使命。谢六逸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保护“我国优美的文化”“使精神食粮，无论在战时战后，都能够接济不断。”到了顾颉刚、白寿彝时期（1946），该刊通过加强青年工作、突出文艺地位、促进史学与文学融合、推动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从而传播新知，启迪民众。臧克家时期（1947-1948），国民党统治腐败，经济体系崩塌，民众苦不堪言。《文讯月刊》敢于针砭时弊，将文化动态的报道和批判视为主要任务；采取学术与文艺并重的策略，创新性地采用“普通号”与“文艺专号”交替出版的方式。这种编辑思想在当时颇具前瞻性与进步性。
对于这本诞生于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现代刊物，何明扬认为，“《文讯月刊》在解放前的文坛上享有较高声誉，也为近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可一不可再的历史篇章”。尽管该刊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有影响力的重要期刊，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文讯月刊》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鲜有人问津。以中国知网为例，目前以“文讯月刊”为主题能够搜到的研究论文仅10篇。
二、文献辑佚：民国刊物整理的新样态
《文讯月刊》身处时局动荡、战乱频发的时代，刊物先后辗转贵阳、重庆、上海等地，主编者几经变化，可谓备尝艰辛。与此同时，由于战时纸张匮乏、印刷条件简陋，且年代久远、原刊散佚严重，导致学界长期以来难以得见其完整面貌；加之现存文献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或损毁现象，使得抢救挖掘工作更具现实意义。
作为一本不该被遗忘的重要刊物，《文讯月刊》的保护与整理工作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首先，整理者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各类工具书和数据库中的著录错误。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其次，整理者从多家机构搜集底本，如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通过精心比对考证，首次实现了《文讯月刊》的完整辑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整理者对个别缺页或字迹模糊处进行了技术处理，并如实注明，这种“存真求实”的整理原则值得提倡。
从文献学角度看，《全编》整理者详细编制的篇名目录、篇名索引、作者索引等，这具有实用价值，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整理者还对每期的出版时间、作者等信息都做了标注，使读者对刊物的历史变迁一目了然。另外，《全编》采用影印方式出版，保留了原刊风貌。
三、学术展望：《全编》的学术辐射效应
《全编》的出版，不仅弥补了贵州民国刊物研究领域的一些缺憾，更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它不仅仅是一部文献的汇编，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将为多个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其一，文学史研究。《文讯月刊》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学与文化阵地，其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视角，为文学多样性的发展、文艺理论建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通过《全编》的细致梳理，研究者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以及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之间的文学交流与互动。同时，《文讯月刊》保留了许多此前未被收录或散佚的文艺作品，将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拾遗补缺、纠谬正讹的可信资料。
其二，出版史研究。《文讯月刊》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出版物，其编辑理念、出版策略、市场定位等，都反映了当时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通过《全编》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出版业的运作机制，以及出版业与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文讯月刊》所体现的编辑精神和出版理念，也将为当代出版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其三，区域文化史研究。《文讯月刊》作为诞生于贵阳的现代刊物，其内容与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全编》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和整理西南地区的文化资源，特别是贵州的民族、民俗、风物等内容，对研究地方文化史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文讯月刊》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将为区域文化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诚然，对文献资料的审视与研究，我们既要做到“入乎其内”，也应不忘“出乎其外”。换言之，我们在走进文本，置身时代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充分审视的同时，也要超越文本，反思其所受到的时代制约与历史局限。唯有如此，方能从中汲取丰富营养。
综上所述，整理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专业的整理方法，使这份珍贵史料得以完整呈现。《全编》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更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与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在当今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全编》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文讯月刊》所体现的跨学科视野、文化坚守精神以及对学术普及的重视，对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全编》的出版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过去之镜，还可作为现在之粮与未来之灯——在人工智能盛行与全球文科衰落的今天，如何赓续文脉、守护学术薪火，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近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三位教授整理而成的《〈文讯月刊〉全编》（以下简称《全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文讯月刊》作为20世纪40年代国内一流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兼具史料与研究价值。《全编》的出版，使这份民国刊物得以完整呈现，不仅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及各学科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于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尤其是贵州现代报刊发展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一“钵”三折赓续文脉：《文讯月刊》的办刊历程与精神要义
《文讯月刊》由当时跻身全国七大书局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出版，于1941年10月10日创刊，1948年12月5日终刊，历时七年有余，共出版9卷55期49册。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等大家学者先后担任其主编，撰稿人多为当时活跃在学术文化界的名人名家。在全面抗战时期，《文讯月刊》不仅在贵阳、重庆、成都、昆明、长沙等地发行，还远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福州、厦门、广州等大城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每期印数超过4000册，每册12万字，可谓持续时间长、编辑质量高、发行量大、影响范围广。
《文讯月刊》是一本深具综合性和服务性的文化刊物。创刊之初就以“集思广益，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以及其他与出版事业有关的文字”为目的，旨在出版者、著作人、读者三方于精神上架起互相沟通的桥梁。该刊自始至终，紧扣时代脉搏，不断调整编辑方针与理念，以求“为文化服务”。谢六逸时期（1941-1944），面对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丧的危局，《文讯月刊》肩负起了凝聚抗日力量、赓续中华文脉的责任和使命。谢六逸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保护“我国优美的文化”“使精神食粮，无论在战时战后，都能够接济不断。”到了顾颉刚、白寿彝时期（1946），该刊通过加强青年工作、突出文艺地位、促进史学与文学融合、推动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从而传播新知，启迪民众。臧克家时期（1947-1948），国民党统治腐败，经济体系崩塌，民众苦不堪言。《文讯月刊》敢于针砭时弊，将文化动态的报道和批判视为主要任务；采取学术与文艺并重的策略，创新性地采用“普通号”与“文艺专号”交替出版的方式。这种编辑思想在当时颇具前瞻性与进步性。
对于这本诞生于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现代刊物，何明扬认为，“《文讯月刊》在解放前的文坛上享有较高声誉，也为近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可一不可再的历史篇章”。尽管该刊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有影响力的重要期刊，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文讯月刊》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鲜有人问津。以中国知网为例，目前以“文讯月刊”为主题能够搜到的研究论文仅10篇。
二、文献辑佚：民国刊物整理的新样态
《文讯月刊》身处时局动荡、战乱频发的时代，刊物先后辗转贵阳、重庆、上海等地，主编者几经变化，可谓备尝艰辛。与此同时，由于战时纸张匮乏、印刷条件简陋，且年代久远、原刊散佚严重，导致学界长期以来难以得见其完整面貌；加之现存文献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或损毁现象，使得抢救挖掘工作更具现实意义。
作为一本不该被遗忘的重要刊物，《文讯月刊》的保护与整理工作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首先，整理者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各类工具书和数据库中的著录错误。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其次，整理者从多家机构搜集底本，如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通过精心比对考证，首次实现了《文讯月刊》的完整辑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整理者对个别缺页或字迹模糊处进行了技术处理，并如实注明，这种“存真求实”的整理原则值得提倡。
从文献学角度看，《全编》整理者详细编制的篇名目录、篇名索引、作者索引等，这具有实用价值，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整理者还对每期的出版时间、作者等信息都做了标注，使读者对刊物的历史变迁一目了然。另外，《全编》采用影印方式出版，保留了原刊风貌。
三、学术展望：《全编》的学术辐射效应
《全编》的出版，不仅弥补了贵州民国刊物研究领域的一些缺憾，更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它不仅仅是一部文献的汇编，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将为多个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其一，文学史研究。《文讯月刊》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学与文化阵地，其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视角，为文学多样性的发展、文艺理论建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通过《全编》的细致梳理，研究者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以及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之间的文学交流与互动。同时，《文讯月刊》保留了许多此前未被收录或散佚的文艺作品，将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拾遗补缺、纠谬正讹的可信资料。
其二，出版史研究。《文讯月刊》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出版物，其编辑理念、出版策略、市场定位等，都反映了当时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通过《全编》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出版业的运作机制，以及出版业与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文讯月刊》所体现的编辑精神和出版理念，也将为当代出版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其三，区域文化史研究。《文讯月刊》作为诞生于贵阳的现代刊物，其内容与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全编》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和整理西南地区的文化资源，特别是贵州的民族、民俗、风物等内容，对研究地方文化史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文讯月刊》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将为区域文化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诚然，对文献资料的审视与研究，我们既要做到“入乎其内”，也应不忘“出乎其外”。换言之，我们在走进文本，置身时代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充分审视的同时，也要超越文本，反思其所受到的时代制约与历史局限。唯有如此，方能从中汲取丰富营养。
综上所述，整理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专业的整理方法，使这份珍贵史料得以完整呈现。《全编》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更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与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在当今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全编》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文讯月刊》所体现的跨学科视野、文化坚守精神以及对学术普及的重视，对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全编》的出版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过去之镜，还可作为现在之粮与未来之灯——在人工智能盛行与全球文科衰落的今天，如何赓续文脉、守护学术薪火，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