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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有哪位布依族女代表亲历过人大制度在全国及在贵州的建立？
1953年，经过几年的努力，土地革命、民主革命、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已经完成，各族人民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
1953年4月30日，贵州省选举委员会成立，各县、市、区随后开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1954年6月8日，贵州省基层选举工作全部结束，并先后召开了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95名，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省内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代表等。
1954年7月22日至30日，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贵阳召开。
会议主席团由36人组成。周林代表省人民政府作《贵州省四年来工作概况和今后任务》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贵州解放四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省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努力，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思想改造等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积极进行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了显著增长。所有这些都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提出，1954年的工作任务，是要进一步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积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度经济建设任务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为此，《报告》对工业、农业、商业、财政、文化教育、政法等方面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部署。《报告》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扬民主，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对周林副主席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贵州省四年来工作概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的决议》《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选举出26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2名少数民族女代表。随着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原贵州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地方权力机关的职权，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蒙素芬就是出席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之一。她是布依族，1932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贞丰县珉谷镇者马寨，1950年参加工作，1952年2月参加西南地区各民族参观团，赴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参观学习，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回到家乡，她带着真挚感情的传达报告感动了数千万的乡亲。她是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对于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从蒙素芬的系列回忆文章中，可看到很多热烈深刻的场景。
“1954年9月到北京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我特别激动。我不仅能再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还见到1953年10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6周年庆典时一同到苏联访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中的几位大姐。见到了广州团代表许广平大姐、廖梦醒大姐，廖梦醒母亲何香凝是华侨界的人大代表。见到湖南团代表、中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大姐。在开会期间，最让我高兴的是认识了江西团代表危秀英大姐，她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危大姐在我们开会期间对我特别关照。她给我讲，在红军第二次打进遵义城后，她负责大批俘虏兵的安置与遣散的后续工作。一位当地的老大爷告诉他们敌人已经进城了，老人家还带着他们跑出城二十多里路赶上了部队。危大姐说‘后来才知道，负责通知我们撤离的通讯员半路上被敌人杀害了。若不是那位老大爷及时相救，我们就出不了遵义城。没有遵义的老百姓就没有我今天的生命。’所以危大姐对我们贵州特别有感情。”
“1954年9月24日，记得是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晚上，大会组织人大代表观看文艺演出。我坐在与周总理和邓大姐隔着几排的位子。总理记性很好，他只要见过面，告诉他姓名和经历以后，他都能记住。我听见总理对邓大姐说：‘小超，那是小蒙。’邓大姐转过身来对我说：‘总理叫你呢！’就把我叫了过去。周总理和蔼地问：‘小蒙，我作的报告你听得懂吗？’我当时就说：‘我有些听不懂。’‘听不懂怎么办啊？’‘听不懂的时候危秀英大姐给我讲。’总理笑了，说：‘很好啊，有时间就让危大姐告诉你，让她给你讲。你再听不懂，还可以问你邓大姐啊。’听了总理的话，我觉得好幸福啊，就像吃蜜糖一样。那时‘财政收入’‘各项支出’等我都听不太明白。危秀英大姐给我讲，像建医院、修公路、建学校等用钱用得多，用于社会建设的支出多，说明我们国家是好的。”
和蒙素芬一起出席第一届全国大代会的还有147位女代表，这说明，旧社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毫无地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1953年4月30日，贵州省选举委员会成立，各县、市、区随后开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1954年6月8日，贵州省基层选举工作全部结束，并先后召开了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95名，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省内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代表等。
1954年7月22日至30日，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贵阳召开。
会议主席团由36人组成。周林代表省人民政府作《贵州省四年来工作概况和今后任务》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贵州解放四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省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努力，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思想改造等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积极进行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了显著增长。所有这些都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提出，1954年的工作任务，是要进一步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积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度经济建设任务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为此，《报告》对工业、农业、商业、财政、文化教育、政法等方面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部署。《报告》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扬民主，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对周林副主席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贵州省四年来工作概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的决议》《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选举出26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2名少数民族女代表。随着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原贵州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地方权力机关的职权，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蒙素芬就是出席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之一。她是布依族，1932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贞丰县珉谷镇者马寨，1950年参加工作，1952年2月参加西南地区各民族参观团，赴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参观学习，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回到家乡，她带着真挚感情的传达报告感动了数千万的乡亲。她是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对于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从蒙素芬的系列回忆文章中，可看到很多热烈深刻的场景。
“1954年9月到北京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我特别激动。我不仅能再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还见到1953年10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6周年庆典时一同到苏联访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中的几位大姐。见到了广州团代表许广平大姐、廖梦醒大姐，廖梦醒母亲何香凝是华侨界的人大代表。见到湖南团代表、中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大姐。在开会期间，最让我高兴的是认识了江西团代表危秀英大姐，她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危大姐在我们开会期间对我特别关照。她给我讲，在红军第二次打进遵义城后，她负责大批俘虏兵的安置与遣散的后续工作。一位当地的老大爷告诉他们敌人已经进城了，老人家还带着他们跑出城二十多里路赶上了部队。危大姐说‘后来才知道，负责通知我们撤离的通讯员半路上被敌人杀害了。若不是那位老大爷及时相救，我们就出不了遵义城。没有遵义的老百姓就没有我今天的生命。’所以危大姐对我们贵州特别有感情。”
“1954年9月24日，记得是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晚上，大会组织人大代表观看文艺演出。我坐在与周总理和邓大姐隔着几排的位子。总理记性很好，他只要见过面，告诉他姓名和经历以后，他都能记住。我听见总理对邓大姐说：‘小超，那是小蒙。’邓大姐转过身来对我说：‘总理叫你呢！’就把我叫了过去。周总理和蔼地问：‘小蒙，我作的报告你听得懂吗？’我当时就说：‘我有些听不懂。’‘听不懂怎么办啊？’‘听不懂的时候危秀英大姐给我讲。’总理笑了，说：‘很好啊，有时间就让危大姐告诉你，让她给你讲。你再听不懂，还可以问你邓大姐啊。’听了总理的话，我觉得好幸福啊，就像吃蜜糖一样。那时‘财政收入’‘各项支出’等我都听不太明白。危秀英大姐给我讲，像建医院、修公路、建学校等用钱用得多，用于社会建设的支出多，说明我们国家是好的。”
和蒙素芬一起出席第一届全国大代会的还有147位女代表，这说明，旧社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毫无地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