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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贵州进行时
■ 通讯员 孙雅南
千年古镇、人群熙攘，市井长巷、烟火美味，欢乐洋溢游客笑脸，温暖沁入百姓心田。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背后，是贵州政法系统饱蘸汗水描绘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图景”。
全省政法系统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把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和全周期治理落到实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改革，持续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贵州政法系统深刻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深入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走深走实，探索创新“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党小组+网格员+联户长”铁三角基层治理机制，切实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有力打通平安建设群防群控“最后一米”。
“这个村有1000多人，只有3名干部，工作量很大。通过‘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把综治中心设置在这里，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宣传员都进入网格，负责排查矛盾纠纷、反映社情民意。社区给网格员发了聘书，配一个放有手电的小书包和红袖套，他们也很有自豪感。”榕江县忠诚镇王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同志介绍，自2017年以来，该社区没有发生过一起诉讼纠纷，成为远近闻名无诉村（社区）。
为进一步做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工作，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印发实施工作指引，进一步明晰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功能差别、职能定位，推动实现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有机构、有编制、有场所、有经费”全覆盖。各地组织信访、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劳动争议调解等单位进驻，建立调解专家库和常驻人民调解员队伍。
刘国宁是安顺市镇宁县的一名调解员，曾担任过居委会主任，善于做群众工作。给他印象比较深的是2020年县黄果树酒厂房屋买卖纠纷。当事人到调解室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此房我不要了，退我20万购房款”。刘国宁认真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发现矛盾关键在于因第三人黄某取得了该房产权证后，交易税将增加部分个人所得税近43000元。刘国宁向县房屋交易中心和税务部门同志了解相关二手房交易的规定和税收政策，多次往返双方当事人家中做工作，最终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只是刘国宁参与众多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2022年，刘国宁共接受委派调解1042件，调解成功695件，调解成功率66.7%。2023年3月，刘国宁特邀调解工作室在镇宁县人民法院挂牌成立，成为该县法院调解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省律师协会组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律师工作专家库，向各级群工中心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派驻律师，承担案件评查、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毕节市纳雍县司法局探索“商人治商”解决纠纷模式，组织律师积极参与县工商联与县法院共同搭建的诉调对接平台。安顺市司法局充分发挥律师调解员专业优势和工商联调解中心行业组织优势，加强与法院协作，通过“法院+工商联”律师调解平台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成功调处齐某与某工程公司563万余元建设工程纠纷。安顺市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超市”，政法、信访、住建、人社、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法学会会员、法律明白人、平安志愿者等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入驻“化解超市”，将原有调解人员“我来派”变为“你来选”，提高矛盾纠纷当事人的参与感和信服度。六盘水市钟山区司法局激励广大律师参与调解工作，联合区法院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表彰；遵义市司法局联合市中院、市律师协会制定《遵义市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运行规范（试行）》，对调解原则、工作模式、调解资质、案件范围、工作程序、经费和工作保障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目前，全省建成县级综治中心95个、乡级综治中心1513个、村级综治中心17936个。形成了诉调、警调、检调、仲调、专调、访调线上线下衔接联动化解体系，实现了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必须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贵州省委政法委从思想意识、人员队伍、机构建设、制度体系等方面发力，不断优化“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坚持党建引领，整合党建网格、社区治理网格等，实现“多网合一”；各基层党组织将党小组建在网格，构建起由网格员、社区干部等组成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团队，开展党员干部包联困难群众、重点人员、难点纠纷工作，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工作高效、一体治理的战斗实体。
“五源共治”打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组合拳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贵州省委政法委坚持推动矛盾纠纷全程分流、分层调处、全面化解，创新“诉源治理”“执源治理”“访源治理”“命案预防源头治理”“执法司法错案冤案源头治理”的多源解纷“五源共治”模式。
据了解，全省三级法院积极融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司法推动、法治保障”的诉源治理大格局，推动建立全省诉源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助推出台《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推动落实诉源治理多元共治具体工作实施措施》等，建立内外联动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在一起涉及人数多、金额大的案件中，沿河自治县通过多部门联动有效化解了纠纷。某健身公司在沿河县拟建游泳健身馆，有近400人成为会员，平均每人缴纳会费2000元，涉及金额80万元。该项目拟建地点需在房屋主体承重柱上钻孔施工，房屋业主反对并阻止，且被县城市管理局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整改，导致该项目无法在合同约定期内完成。会员纷纷要求退款，多人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并同时向法院起诉。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及时向县委政法委汇报。由县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专班，合力化解系列纠纷。县司法局组织任海军等律师，积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不仅关注原告诉求，同时就被告提出的困难主动协调各方为其排忧解难，助力公司正常运营，游泳健身馆会员对如此高效便捷的做法大加赞赏。
执行工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环节。
之前，在安顺市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顶云人民法庭法官的见证下，顾某将1万元交给了吴某，履行了民事调解书中的可执行内容。这是关岭自治县法院积极探索执源治理的典型案例。顾某诉吴某离婚纠纷一案，经法官调解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由顾某自愿支付吴某1万元。约定时间到期后，吴某反映一直没有收到顾某的补偿款，而且也联系不到顾某，希望能够申请强制执行。顶云人民法庭按照“审执一体化”工作机制，发挥“人熟”“案熟”“地熟”的优势，联系顾某督促履行，最终顾某立即自动履行。
“切实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程，依靠单一的部门、资源、力量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贵阳市息烽县委平安息烽建设领导小组在全省率先印发实施方案，成立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和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双组长，21家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街道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执源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执源治理工作，以涉执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关口把控等为着力点，撬动各方力量，形成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合力。
全省公安机关着眼命案预防源头治理，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广泛收集掌握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口角琐事等各类“民转刑”苗头线索，坚决防止进入工作视线的矛盾纠纷升级激化为命案，有效遏制“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的发生。强化社会面防控工作，加强城镇街面、背街小巷、餐饮娱乐场所及周边夜间巡逻防控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予以打击处理，提高社会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目前，省委政法委推动的“五源共治”良好局面已基本形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侗族大歌唱出和谐美好生活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全国排第四位。将民族风俗融入社会治理，构建了黔山秀水一家亲的美好愿景。
榕江县人民法院探索将民歌引入司法工作中，推出“民歌法庭”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焕发出新的魅力。
榕江县法院采取“民歌＋典故（清朝六尺巷故事）”方式，对古州镇某社区刘某与周某邻里通道纠纷案件进行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该法院收到诉状后，法官到现场进行诉前调解，并引用民间劝和歌《奉劝街坊邻居们》，歌词道：“邻里和睦是根本，不必结怨过光阴。有气双方多忍忍，莫要相见鼓眼睛。万事都要讲道理，切莫有理不让人……”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使用该通道，法官当场制作调解书。
在榕江县人民法院民歌调解室墙上《夫妻和睦过终生》《奉劝儿女孝双亲》等民歌映入眼帘。榕江法院还探索将民歌写入判词。2023年6月，朗洞镇龙某起诉要求离婚，法院认为夫妻感情尚未达到破裂程度，经调解未果判决不准离婚，判决理由引入民歌《莫离婚》歌词“哪个家庭没有气，哪个夫妻没相争……离婚又有什么好，丢儿丢女最可怜……”并在判决书后附上《劝夫妻》等4首民歌，原告接到判决书没有上诉。
“兄弟姐妹听我言，兼职刷单是骗钱。返利引诱赚佣金，诓你赚取零花钱。蝇头小利让你见，挖好深坑让你填。存款全部打水漂。识骗防骗要加强，远离电诈保安全。”这是榕江县公安局将侗族大歌与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相结合创作的民歌，在群众中获得热烈反响。
榕江县司法局结合法治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创建工作和“和美城乡法治教育普及行动”，打造车民小学“民歌普法教育点”；将“民歌普法”融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建立“民歌普法歌堂”“民歌调解室”，使法治之音传进千家万户。
在贵州，不仅有侗族大歌化解邻里矛盾，通过铜鼓也传出了和谐乡音。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坡舟村是个传统的布依族村寨，“传铜鼓”的习俗已流传了600多年。每年正月初三，村民们齐聚一堂，共同商议村里大小事务。由村民“请出铜鼓”，请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帮助化解村里的家庭琐事、老人赡养、土地边界等难以调解的矛盾纠纷。
近年来，该村传承“传铜鼓”习俗，形成了“传铜鼓”解纷法。关岭法院断桥法庭借助这一习俗，在民事诉讼中推行“群众评议团制度”，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调解组织成员、村干部等组成群众评议团，“以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群众明白的理”评议案件，通过“百姓说事、群众说理、法官说法”的庭审模式，促使当事人知是非、明事理、化怨气，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近三年来，运用“群众评议团制度”参与审理案件48件、调解76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社会治理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深沉的精神追求。贵州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贵州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是法学会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抓手，是依法化解重大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贵州省法学会积极开展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印发《关于推进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建设的通知》《推进法学会实体化建设实战化运行试点工作方案》，推行法学会工作站、会员进网格、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三大行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率法学法律工作者入驻法学会工作站，探索“周三有约”等定时服务群众的品牌，切实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取得良好效果。
据了解，贵州省法学会组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对某县中医院工程建设款纠纷进行调处，涉案金额约4.8亿元的矛盾纠纷最终和解处理。六盘水市水城区法学会坪寨乡工作站在区法学会支持下，运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模式调处一起跨地区的婚恋家庭纠纷，及时遏制了该起纠纷“民转刑”的风险。
贵州省法学会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以法治实践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为更加有效发挥专家作用，贵州法学会系统还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在全省综治中心设立了6100余个法学会工作站，由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牵头带领会员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全时段法律服务，打造“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决、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格局。
从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法学会“东风模式”，到紫云自治县挂牌成立“贵州省法学会驻紫云县工业园区法治工作站”；从台江县法学会“1+3+N”的涉法涉诉诉源调解机制，到玉屏自治县法学会创新“1148”人民调解法，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好经验好做法在贵州各地“生根发芽”，有效提升了法学会参与社会治理效能，架起法学会联系群众的桥梁，让人民群众从优质的法学法律资源中得到实惠。
千年古镇、人群熙攘，市井长巷、烟火美味，欢乐洋溢游客笑脸，温暖沁入百姓心田。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背后，是贵州政法系统饱蘸汗水描绘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图景”。
全省政法系统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把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和全周期治理落到实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改革，持续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贵州政法系统深刻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深入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走深走实，探索创新“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党小组+网格员+联户长”铁三角基层治理机制，切实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有力打通平安建设群防群控“最后一米”。
“这个村有1000多人，只有3名干部，工作量很大。通过‘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把综治中心设置在这里，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宣传员都进入网格，负责排查矛盾纠纷、反映社情民意。社区给网格员发了聘书，配一个放有手电的小书包和红袖套，他们也很有自豪感。”榕江县忠诚镇王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同志介绍，自2017年以来，该社区没有发生过一起诉讼纠纷，成为远近闻名无诉村（社区）。
为进一步做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工作，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印发实施工作指引，进一步明晰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功能差别、职能定位，推动实现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有机构、有编制、有场所、有经费”全覆盖。各地组织信访、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劳动争议调解等单位进驻，建立调解专家库和常驻人民调解员队伍。
刘国宁是安顺市镇宁县的一名调解员，曾担任过居委会主任，善于做群众工作。给他印象比较深的是2020年县黄果树酒厂房屋买卖纠纷。当事人到调解室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此房我不要了，退我20万购房款”。刘国宁认真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发现矛盾关键在于因第三人黄某取得了该房产权证后，交易税将增加部分个人所得税近43000元。刘国宁向县房屋交易中心和税务部门同志了解相关二手房交易的规定和税收政策，多次往返双方当事人家中做工作，最终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只是刘国宁参与众多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2022年，刘国宁共接受委派调解1042件，调解成功695件，调解成功率66.7%。2023年3月，刘国宁特邀调解工作室在镇宁县人民法院挂牌成立，成为该县法院调解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省律师协会组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律师工作专家库，向各级群工中心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派驻律师，承担案件评查、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毕节市纳雍县司法局探索“商人治商”解决纠纷模式，组织律师积极参与县工商联与县法院共同搭建的诉调对接平台。安顺市司法局充分发挥律师调解员专业优势和工商联调解中心行业组织优势，加强与法院协作，通过“法院+工商联”律师调解平台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成功调处齐某与某工程公司563万余元建设工程纠纷。安顺市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超市”，政法、信访、住建、人社、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法学会会员、法律明白人、平安志愿者等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入驻“化解超市”，将原有调解人员“我来派”变为“你来选”，提高矛盾纠纷当事人的参与感和信服度。六盘水市钟山区司法局激励广大律师参与调解工作，联合区法院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表彰；遵义市司法局联合市中院、市律师协会制定《遵义市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运行规范（试行）》，对调解原则、工作模式、调解资质、案件范围、工作程序、经费和工作保障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目前，全省建成县级综治中心95个、乡级综治中心1513个、村级综治中心17936个。形成了诉调、警调、检调、仲调、专调、访调线上线下衔接联动化解体系，实现了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必须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贵州省委政法委从思想意识、人员队伍、机构建设、制度体系等方面发力，不断优化“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坚持党建引领，整合党建网格、社区治理网格等，实现“多网合一”；各基层党组织将党小组建在网格，构建起由网格员、社区干部等组成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团队，开展党员干部包联困难群众、重点人员、难点纠纷工作，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工作高效、一体治理的战斗实体。
“五源共治”打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组合拳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贵州省委政法委坚持推动矛盾纠纷全程分流、分层调处、全面化解，创新“诉源治理”“执源治理”“访源治理”“命案预防源头治理”“执法司法错案冤案源头治理”的多源解纷“五源共治”模式。
据了解，全省三级法院积极融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司法推动、法治保障”的诉源治理大格局，推动建立全省诉源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助推出台《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推动落实诉源治理多元共治具体工作实施措施》等，建立内外联动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在一起涉及人数多、金额大的案件中，沿河自治县通过多部门联动有效化解了纠纷。某健身公司在沿河县拟建游泳健身馆，有近400人成为会员，平均每人缴纳会费2000元，涉及金额80万元。该项目拟建地点需在房屋主体承重柱上钻孔施工，房屋业主反对并阻止，且被县城市管理局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整改，导致该项目无法在合同约定期内完成。会员纷纷要求退款，多人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并同时向法院起诉。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及时向县委政法委汇报。由县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专班，合力化解系列纠纷。县司法局组织任海军等律师，积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不仅关注原告诉求，同时就被告提出的困难主动协调各方为其排忧解难，助力公司正常运营，游泳健身馆会员对如此高效便捷的做法大加赞赏。
执行工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环节。
之前，在安顺市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顶云人民法庭法官的见证下，顾某将1万元交给了吴某，履行了民事调解书中的可执行内容。这是关岭自治县法院积极探索执源治理的典型案例。顾某诉吴某离婚纠纷一案，经法官调解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由顾某自愿支付吴某1万元。约定时间到期后，吴某反映一直没有收到顾某的补偿款，而且也联系不到顾某，希望能够申请强制执行。顶云人民法庭按照“审执一体化”工作机制，发挥“人熟”“案熟”“地熟”的优势，联系顾某督促履行，最终顾某立即自动履行。
“切实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程，依靠单一的部门、资源、力量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贵阳市息烽县委平安息烽建设领导小组在全省率先印发实施方案，成立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和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双组长，21家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街道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执源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执源治理工作，以涉执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关口把控等为着力点，撬动各方力量，形成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合力。
全省公安机关着眼命案预防源头治理，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广泛收集掌握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口角琐事等各类“民转刑”苗头线索，坚决防止进入工作视线的矛盾纠纷升级激化为命案，有效遏制“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的发生。强化社会面防控工作，加强城镇街面、背街小巷、餐饮娱乐场所及周边夜间巡逻防控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予以打击处理，提高社会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目前，省委政法委推动的“五源共治”良好局面已基本形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侗族大歌唱出和谐美好生活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全国排第四位。将民族风俗融入社会治理，构建了黔山秀水一家亲的美好愿景。
榕江县人民法院探索将民歌引入司法工作中，推出“民歌法庭”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焕发出新的魅力。
榕江县法院采取“民歌＋典故（清朝六尺巷故事）”方式，对古州镇某社区刘某与周某邻里通道纠纷案件进行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该法院收到诉状后，法官到现场进行诉前调解，并引用民间劝和歌《奉劝街坊邻居们》，歌词道：“邻里和睦是根本，不必结怨过光阴。有气双方多忍忍，莫要相见鼓眼睛。万事都要讲道理，切莫有理不让人……”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使用该通道，法官当场制作调解书。
在榕江县人民法院民歌调解室墙上《夫妻和睦过终生》《奉劝儿女孝双亲》等民歌映入眼帘。榕江法院还探索将民歌写入判词。2023年6月，朗洞镇龙某起诉要求离婚，法院认为夫妻感情尚未达到破裂程度，经调解未果判决不准离婚，判决理由引入民歌《莫离婚》歌词“哪个家庭没有气，哪个夫妻没相争……离婚又有什么好，丢儿丢女最可怜……”并在判决书后附上《劝夫妻》等4首民歌，原告接到判决书没有上诉。
“兄弟姐妹听我言，兼职刷单是骗钱。返利引诱赚佣金，诓你赚取零花钱。蝇头小利让你见，挖好深坑让你填。存款全部打水漂。识骗防骗要加强，远离电诈保安全。”这是榕江县公安局将侗族大歌与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相结合创作的民歌，在群众中获得热烈反响。
榕江县司法局结合法治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创建工作和“和美城乡法治教育普及行动”，打造车民小学“民歌普法教育点”；将“民歌普法”融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建立“民歌普法歌堂”“民歌调解室”，使法治之音传进千家万户。
在贵州，不仅有侗族大歌化解邻里矛盾，通过铜鼓也传出了和谐乡音。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坡舟村是个传统的布依族村寨，“传铜鼓”的习俗已流传了600多年。每年正月初三，村民们齐聚一堂，共同商议村里大小事务。由村民“请出铜鼓”，请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帮助化解村里的家庭琐事、老人赡养、土地边界等难以调解的矛盾纠纷。
近年来，该村传承“传铜鼓”习俗，形成了“传铜鼓”解纷法。关岭法院断桥法庭借助这一习俗，在民事诉讼中推行“群众评议团制度”，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调解组织成员、村干部等组成群众评议团，“以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群众明白的理”评议案件，通过“百姓说事、群众说理、法官说法”的庭审模式，促使当事人知是非、明事理、化怨气，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近三年来，运用“群众评议团制度”参与审理案件48件、调解76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社会治理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深沉的精神追求。贵州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贵州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是法学会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抓手，是依法化解重大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贵州省法学会积极开展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印发《关于推进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建设的通知》《推进法学会实体化建设实战化运行试点工作方案》，推行法学会工作站、会员进网格、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三大行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率法学法律工作者入驻法学会工作站，探索“周三有约”等定时服务群众的品牌，切实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取得良好效果。
据了解，贵州省法学会组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对某县中医院工程建设款纠纷进行调处，涉案金额约4.8亿元的矛盾纠纷最终和解处理。六盘水市水城区法学会坪寨乡工作站在区法学会支持下，运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模式调处一起跨地区的婚恋家庭纠纷，及时遏制了该起纠纷“民转刑”的风险。
贵州省法学会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以法治实践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为更加有效发挥专家作用，贵州法学会系统还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在全省综治中心设立了6100余个法学会工作站，由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牵头带领会员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全时段法律服务，打造“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决、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格局。
从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法学会“东风模式”，到紫云自治县挂牌成立“贵州省法学会驻紫云县工业园区法治工作站”；从台江县法学会“1+3+N”的涉法涉诉诉源调解机制，到玉屏自治县法学会创新“1148”人民调解法，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好经验好做法在贵州各地“生根发芽”，有效提升了法学会参与社会治理效能，架起法学会联系群众的桥梁，让人民群众从优质的法学法律资源中得到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