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开庭,我们来讲开学‘反诈第一课’!”近日,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人民法院联合龙游县公安局、龙游县农商银行等部门将“共享法庭”搬进抖音直播间,剖析电信网络诈骗案例。
随着我国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持续高发多发,近期,不少人民法院落实“防范为先”、坚持“打防结合”,并在开学季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全链条筑牢反诈防线。
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专题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审结网络诈骗类案件超10万件,22.4万名被告人被判处刑罚。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人民法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指导意见,规定电信网络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即入罪的数额标准,实行最低入罪门槛;规定对诈骗致人自杀、死亡,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诈骗,在境外实施诈骗,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财物,以及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依法从重处罚。
2022年1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为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各级人民法院依法高效审结了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从严惩处了一批犯罪分子。
“作为我国规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首部专门法律,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回应了实践中的迫切需求,坚持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相结合,为各方主体共同惩治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坚实的规则指引,为建构打击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规范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说。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三条进一步保障互联网治理从‘实名认证’走向‘实人认证’的可行性与安全性。”在吴沈括看来,相比较此前的法律制度规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原有法律衔接基础上,强调进一步积极发挥各类平台的相互联动,从而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治效能。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的滋生与蔓延有着深刻的时代和技术烙印。”吴沈括指出,开放互融的数字环境可能伴随来源更为多样、影响更为广泛的新型非接触式安全威胁。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发布的《2022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报告:以短视频平台为样本的研究》显示,目前涉及短视频平台的电信网络诈骗,有90%的比例会引流至第三方社交平台。
吴沈括认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反诈义务与责任,推动我国反诈治理从事后打击到前端防范转变,与原有法律规范联动衔接,完善网络空间合规架构,总体呈现体系化、融合性、全方位、严监管的新格局。
“杀猪盘”、投资理财、刷单、中奖……为了实现全链条治理,互联网平台在识别和预防、监测和处置以及查办和惩处等层面对各类诈骗行为采取措施。
“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强化风险识别,实现及时有效预警从而提升用户安全意识,这契合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互联网平台的要求。”吴沈括说。
记者注意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整体侧重前端防范,对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的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等各环节作出了防范性制度措施建设。人民法院协同推进网络治理,持续推动构建全民反诈防诈新格局,创新宣传形式,不断强化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加强追赃挽损工作
在持续打击电诈的高压态势下,一批犯罪分子潜逃境外,在东南亚等地继续实施犯罪活动。
最高法刑三庭法官陈攀告诉记者:“这给我们的打击治理工作带来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存在侦查难、取证难、认定难、追赃难等问题。”
“当前,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大肆组织、拉拢、欺骗、利诱一些年轻人参与犯罪,拉人下水,毁人前程,极其恶劣。”陈攀介绍说,“两高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和骨干自首的通告》,敦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分子在规定期限内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此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游犯罪之一,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已然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类重要“帮凶”。
“从涉案被告人的年龄来看,80后、90后被告人占比近90%,18周岁至28周岁被告人占比超过55%。”陈攀表示,预防帮信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司法机关依法坚决打击、震慑犯罪的同时,需要金融、电信、网信、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防范此类犯罪的发生。同时,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广泛宣传帮信犯罪的危害性,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群众抵制诱惑,把握底线,远离帮信犯罪。
据了解,下一步,人民法院将会同相关部门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完善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据与证明规则,健全失信惩戒、涉诈资金查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等机制;加大追赃挽损工作力度,依法彻查、全力追缴涉诈资金,通过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促使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健全涉诈资金依法及时返还机制,切实维护被骗群众财产权益。
(据《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