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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微治理”的法治保障机制与效能提升路径
  ■ 张亚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强调“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村居网格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乡村矛盾调处、群众权益保障的前沿阵地。村组、网格层面“微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微治理”,推动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乡村善治根基的重要保障。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微治理”,是破解乡村治理现实难题的关键。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治理资源不断向村组网格下沉,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在治理体系上,各部门自建政务App、业务小程序交叉并存;公安、民政、农业农村、应急等垂直部门系统接口不兼容、数据标准不统一,人口、宅基地、特殊群体等核心治理数据分散在各业务条线,造成系统孤岛、平台重复建设、数据壁垒等堵点,直接阻碍村务协同处置、风险综合研判与治理资源统筹调度,制约数字治理效能充分释放。在治理模式上,数字化平台按照城市政务逻辑设计,操作复杂;农村留守老人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线上治理排斥部分村民,出现“线上热闹、线下失语”,线上议事难以替代乡村熟人社会协商调解传统。在治理机制上,相关法律规定多为原则性表述,缺少数智场景下权责划分、数据保护、权利救济的细化规则,部分制度要求缺少数字化载体落地,多元主体权责不清,出现问题容易推诿扯皮,制度效能未能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为破解乡村治理现实瓶颈提供技术可能,但技术红利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善果。面对上述问题,不宜否定数字化改革方向,应当坚持问题导向,依托法治校准数字乡村“微治理”发展航向,把技术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善治效能。
  以法治理念纠正技术工具主义偏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技术工具主义、重效率轻权利是制约数字乡村“微治理”行稳致远的思想根源,要以法治理念从价值引领、源头管控、程序管控三个维度综合纠治,推动技术逻辑服从治理逻辑、效率追求服从权利保障。一是筑牢法治价值引领,摆正技术工具定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村民主体地位,在数字乡村项目立项、系统建设阶段落实合法性审查,把群众实际获得感、基层减负成效作为评判标尺。明确数字化平台只是治理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村民自治,不能取代入户走访、面对面调解等群众工作,从思想层面破除“技术万能”的认知误区。二是强化项目与考核的源头约束。把法治审查嵌入数字乡村项目准入环节,从严管控部门随意新建App、小程序,遏制平台重复建设。发挥考核“指挥棒”的纠偏作用,从源头上破除“唯线上指标”的政绩导向,不将打卡数量、平台结案率作为主要考核依据,将基层负担是否减轻、群众诉求是否真正化解纳入绩效评价,倒逼基层摒弃重留痕轻实效的治理惯性。三是恪守程序正当原则,守住群众权利底线。重庆云阳渠马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借助线上办事平台的同时也保留村级线下服务窗口,针对老年群体推行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深汕特别合作区构建“线上村务小程序+线下擂茶议事”双轨协商机制,线上渠道作为补充,重大村务保留现场座谈,不强制村民使用数字化平台,确保不熟悉智能设备的村民依然能够参与村务协商、表达诉求,保障基层治理程序的普惠性与正当性。
  以制度规范完善治理体系,夯实数字乡村“微治理”制度根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社会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等多元规范作用,为完善基层数字治理制度体系提供指引。浙江武义“后陈经验”为村级数字化治理提供重要制度参照,其通过村民自治章程固化基层公权力运行流程,将村务议事、监督、公开机制延伸至数字平台,明确线上村务审议、数据公示的自治程序,实现公权力数字化运行有章可循。江山市清湖镇的改革实践则印证了县域层面制度建设的现实价值,当地在系统整合的同时配套事件流转、责任交办、办结溯源的工作制度,以制度划定乡镇、村社、平台运维主体的权责边界,破解过去多平台并存带来的责任推诿问题。可见,数字乡村治理既要依托现有法律法规框架,鼓励地方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明晰网格、村民小组“微治理”主体权责,建立村级数据分级分类管理规则;也要用好村规民约、村级自治章程软法载体,把线上议事流程、村民信息保护要求纳入自治规范,推动国家法治规范与村民自治规则良性互动,让数字化治理运行始终置于制度约束之下。推动调解、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功能嵌入村级数字平台,让法治资源直达村组末梢。
  以监督救济机制强化落地执行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数字乡村“微治理”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全过程监督约束、完备权利救济渠道与长效综合保障。在监督对象上,既要紧盯乡镇、村“两委”、网格员数字化履职,纠治过度留痕、算法滥用、违规采集村民信息等问题,也要将第三方技术服务商的平台运营、数据处理纳入监管,防范技术环节衍生治理风险。在监督主体上,构建多元协同监督格局。义乌依托“村务清廉钉办”数字平台,构建了集掌上办事、掌上监督、掌上公开、掌上治理于一体的“乡村智治”体系,形成了源头式、嵌入式、全覆盖的协同监督样板。在监督方式上,充分释放数字平台监督效能。浙江省数字化督查平台“浙里督”依托数据监测、重点督查、绩效考评等功能,搭建多级联动督查协同体系,实现基层权力运行、公共资源交易、群众诉求投诉实时监测,为数字场景下村级权力阳光运行提供实践样本,助力清廉乡村建设。与此同时健全分层权利救济路径。湖南新晃村-镇-县分级调处、浙江诸暨村级信访代办与共享法庭的实践启示,维权端口要下沉村组:村民对数字化治理处置存有异议,先经村级自治调解,再流转乡镇开展行政调处,重大争议由司法途径兜底,降低村民维权举证门槛,形成诉求受理、矛盾纠偏的完整闭环。
  数字是手段,善治才是目标。数字乡村“微治理”建设,要坚持党建引领,用好法治手段校准数字化发展航向,平衡技术效率与群众权益。通过价值纠偏、制度完善、监督兜底,化解系统孤岛、数字形式主义等现实问题,防止技术异化消解治理实效。推动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深度融合,把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乡村善治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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