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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记者 李坤 汪月 毕文君
岁月，把最赤诚的守护，酿成最安稳的烟火。
季秋黔北，遵义会议陈列馆，一方标语墙前，人头攒动。一块泛黄的木板上，字迹粗大，黑色墨迹格外醒目：
“红军到，乾（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乾（干）人叫，绅粮笑。要使乾（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所谓“干人”，是旧时贵州、四川一带对穷苦农民的称呼。1937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记录下朱德讲述的贵州见闻：“老百姓管地主叫‘绅粮’，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
1934年至1936年，红军转战贵州。彼时，群山阻隔、道路艰险，苛捐杂税层层盘剥，压得百姓喘不过气。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里这样写道：“做庄稼的（农民）身穿单衣、且无完整者……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
红军走过，红色星火燃遍原黔山贵水。闭塞的贵州高原，那些饱受饥寒、被重税压榨的“干人”，因红军的到来，命运迎来历史性转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巍巍娄山、磅礴乌蒙，九十载风云激荡。当伟大转折的光芒穿越历史云烟，映照在今日贵州满目葱茏的山川大地。当年标语墙上那一声“红军到，干人笑”，已化作新时代幸福生活的交响。
红旗漫卷处，山河已换了人间。
一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六盘水市盘州市双凤镇，九间楼静立古城深处，红二、红六军团盘县会议会址陈列馆里，讲解员李玉婵在一首歌词前停下，声音平缓沉稳：“武营门，人欢腾，红军哥哥进了城；打开仓库分谷米，为的打富来济贫。”
这首歌谣，记录的是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进驻盘县（今盘州市）时的情景。红军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对百姓秋毫无犯。
一首歌谣，能唱多久？在贵州，是一代又一代。
红军初入贵州时，百姓远远躲开。国民党散布谣言，还说红军是“共匪”。红军进了城，不进屋，睡屋檐；借了东西要还，用了稻草要捆好；买东西照价付钱，主人不在就把钱压在灶台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盐巴，当场分给围拢来的穷人。
谣言不攻自破。躲进山里的百姓，下了山。
1935年初，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印制《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第一句便是：“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红军在遵义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下令：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写宣传材料，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长征时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唯一出版发行的《红星》报号召“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红军是干人的军队”……标语不讲深奥的道理，只用百姓听得懂的话。
百姓不识字，红军就念给他们听，唱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送郎当红军》唱过千山万水，活报剧《打土豪闹翻身》在黔西演完，广受百姓欢迎。
遵义女学生李小侠，跟着红军拉横幅、贴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后来被邓颖超、李伯钊亲自接收入伍。她跟着红军撤离遵义后，70岁的祖母、父母和弟弟，惨遭杀害。
遵义城里，还有一个叫李光的14岁孤儿，从小流浪街头，给地主放牛。红军进城后，挤在人群里看到这支队伍不打人、不抢东西、把地主家的粮食分给穷人，追着队伍要参军。红军战士说他“还没有枪高”，他就天天缠着部队带路、送信、刷标语，硬是跟着走完了长征。
红军的宣传发动唤醒万千民众。那时，沿河县城，国民党的一位地方官员在给上级部门呈报中写下：红军内部“纪律之佳出人意外”，“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二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老人守着半条被子的记忆过了大半辈子。1934年11月，3名女红军借宿她家，临走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开，一半留下。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找到她，老人一遍遍问：那3个姑娘，什么时候回来？
在贵州，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
衣，是“干人”的期盼。1934年12月，毛泽东行经剑河县，见一老妇带着幼童，身穿单衣倒在路边，当即脱下自己的毛线衣，又取出被单和白米一斗，一并送给她。1935年春，遵义苟坝寒风凛冽，村民傅再英身怀六甲，一位年轻红军脱下身上最厚实的羊皮袄，塞给她：“老乡，天太冷了，你怀着身孕，更需要保暖，快收下。”羊皮袄后来改成了傅再英公公的衣裳，并代代相传。傅再英的孙子黄安祥说：“要让后人知道红军对老百姓有多好。”
盐，是“干人”的奢望。贵州不产盐，“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1935年4月，红九军团智取瓢儿井（今大方县瓢井镇），4月10日，正值赶场，红军战士打开官商盐仓，把囤积的盐巴分给穷人。当地至今传唱：“红军分我两斤盐，拿着盐巴心里甜。穷人一年忙到头，难挣一斤盐巴钱。”
坟，是“干人”的牵挂。红军卫生员龙思泉，12岁参军，1935年1月随部队进驻遵义，不分昼夜为乡亲看病问诊。一次为患伤寒的老乡彻夜诊疗，耽误了撤离，追赶部队途中被敌人杀害，不到20岁。乡亲们不知其名，冒着风险将他安葬在桑木垭，年年祭扫，称那座坟为“红军坟”，后迁葬至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前来祭拜的群众说：“我们拜他，是为了记住他。”
有的红军，连告别都来不及。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进入石阡甘溪时，陷入敌军重围。红五十二团为掩护主力撤退，将敌人引向三面临崖的困牛山。绝境之中，敌人竟胁迫群众作为“肉盾”，红军怕误伤群众，毅然调转枪口朝天鸣放。团长田海清牺牲，百余名红军战士退到悬崖边，砸毁枪支，纵身跃下……
“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困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讲解员曹云文每回讲到这里都会哽咽，“他们把爱民刻进了骨头里。”
三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遵义市习水县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里，三扇门板长短不一，木纹间嵌着1935年赤水河畔寒浪留下的印迹。
1935年1月，土城青杠坡战斗激烈，中革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能否快速架设起浮桥，成为中央红军是否能顺利摆脱危机的关键。
听闻红军渡河需架桥材料，土城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帮助红军架设浮桥。赤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王大勇感慨：“门板薄，人心厚。百姓把自家那扇门卸下来，就是把活路让给红军。”
靠山，是门板架桥的倾力相助。
黎平少寨，八舟河上的古桥又矮又窄、破损严重。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先头部队途经少寨。为让红军大部队顺利行军渡河，也方便村民日后通行，寒冬里，村民拆下门板、床板，与红军轮番下水打桩架桥。90多年里，洪水冲垮一次，乡亲就重修一次。75岁的老支书吴锡焰，每逢暴雨便敲锣召集全村抢护桥体。
靠山，是“弄染结盟”的生死相托。
镇宁弄染寨，1935年4月，当地少数民族头人陆瑞光与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签订“作战协定”，收留12名红军伤员。1937年初，陆瑞光在贵阳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85年，记者罗开富采访陆瑞光的遗孀罗凤岐，84岁的老人告诉他：“50年来，我一直想着他，也想念那几位红军首长。”
靠山，是“干人”子弟的义无反顾。
开阳高寨，一个40多岁的庄稼汉听了红军讲军阀的苛捐杂税，要当红军。干部看他年纪大了，不同意。他转身跑回家，从茅棚里带出18岁的儿子：“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18岁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龙里，30多岁女子鼓励自己的丈夫去当红军，临别时送给他一条手巾和鞋子，嘱咐：“要时常写信回来！”
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在贵州全省扩红约1.6万人。遵义一隅，扩红4000余人；毕节一带，5000多“干人”子弟参军北上。
四
“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英魂永存映山河，壮志长燃照古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贵州儿女的血脉中薪火相传。
有一种传承，叫倾情守护。
娄山关下，钟吉元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行经点金山孙家垭口时突遭伏击，一名年轻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扑倒，自己中弹牺牲，没有留下姓名。钟吉元含泪安葬，举家搬到墓旁，守了一辈子。1962年临终前，他叮嘱儿子钟庆武：“我走后就把我埋在他旁边，世世代代守护好。”从此，山冈上有了两座紧紧相邻的墓。
瓮安天文，1934年底，中央红军短暂停留，在华家老屋墙上留下大量标语。红军走后，为避免被国民党发现，华朝良的曾祖父抹掉外面显眼的字，屋里用玉米秆遮起。爷爷和父亲坚守老屋。如今，68岁的华朝良继续守护。4代接力，让墨迹穿过90多年风雨保留至今。
有一种传承，叫血脉赓续。
在红九军团北盘江渡口陈列馆，六盘水市水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罗兰惠望着展板字字铿锵：“革命火种在这里延续。”
1935年4月，红九军团经过水城时，两位红军战士因病留在顺场医治。一位叫朱云先，一位姓王，人称“王红军”。
3个月后，两人康复，辗转到今龙场乡碗厂村，组织十余名群众成立“碗厂齐心会”。1939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突袭中，两人英勇牺牲，但革命信念留下了。
1950年，碗厂村民自发成立农民自卫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击叛匪。战斗中，自卫队和群众牺牲74人。最终为解放军引路深入八担山区，全歼叛匪。
和平年代，贵州儿女接续传承。遵义舰上战位砺精兵，边疆哨所边防扎深根，卫国戍边雪域铸利刃，以热血护山河，以忠诚写担当。
有一种传承，叫润物无声。
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其祖父孔宪权是湖南人，1935年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后留在遵义，1955年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霞说：“爷爷用生命走长征路，我用声音走长征路。”从1993年至今，她义务宣讲30多年。
在遵义，53名讲解员常年坚守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宣讲，还有2000余名“红色小小宣讲员”开展义务宣讲；贵阳“红飘带”，全域行浸式展演让观众在数字光影中“走”进长征；遵义《伟大转折》剧场，真人实景把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拉”到眼前。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何佳恒和同学辗转千里而来，参观完四渡赤水纪念馆，他感慨：“课本里的长征，一下子有了温度。”
五
“党中央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山风轻拂。黔北民居白墙黛瓦，王治强的“红色之家”农家乐里，木桌围坐，笑声落进院坝。
“党中央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花茂村，和村民们围坐聊家常。11年过去，村民侯光富仍记得那天，大家异口同声：“我们都笑了。”
笑，写在脸上；答案，落在日子里。
一条路，铺展乡村画卷，笑声在致富路上绽放——
昔日红军过贵州，走的是山间羊肠小道，有些村寨连骡马都难进。今天，贵州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一条条产业路、旅游路、通组路把山里的村寨与山外的市场连在一起。花茂村的路通了，“红色之家”农家乐旺季一桌难求；化屋村的路通了，悬崖下的寨子吃上旅游饭……
一条河，激荡时代浪花，笑声在开放潮里飞扬——
1935年1月，乌江回龙场、江界河等渡口，红军用竹筏在咆哮江面上撕开天险。90多年后，500吨级货轮经乌江入长江、通江达海，昔日红军突破封锁的天险，正化作贵州打开山门、拥抱世界的黄金水道。
一座桥，连接山海远方，笑声在跨越途中传递——
花江大峡谷，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1935年4月，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率部死守花江铁索桥，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渡过北盘江的任务。2025年9月28日，同一条峡谷之上，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从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两分钟左右。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世界前100名高桥近半数在贵州，将“地无三里平”的旧貌改写成“高速平原”的新颜。
笑声丈量民生温度，也丈量发展成色——
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的搬迁户胡浩然，从不敢奢望考大学到以683分圆梦清华，全省像他一样圆了大学梦的搬迁子女有6万多名。贵州923万脱贫人口告别绝对贫困，192万群众搬出大山、迎来新生。
毕节市大方县，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爆火出圈，罗华的烙锅店每天涌入大量客人，他笑得合不拢嘴。“人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村超”“村BA”“村T”……一个个“村字号”IP持续带来收益，一张张笑脸串连成片。
笑声背后，是民生温度，是发展实效，更是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开启新的伟大远征，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才能征服新的“雪山”“草地”，攻克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岁月，把最赤诚的守护，酿成最安稳的烟火。
季秋黔北，遵义会议陈列馆，一方标语墙前，人头攒动。一块泛黄的木板上，字迹粗大，黑色墨迹格外醒目：
“红军到，乾（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乾（干）人叫，绅粮笑。要使乾（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所谓“干人”，是旧时贵州、四川一带对穷苦农民的称呼。1937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记录下朱德讲述的贵州见闻：“老百姓管地主叫‘绅粮’，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
1934年至1936年，红军转战贵州。彼时，群山阻隔、道路艰险，苛捐杂税层层盘剥，压得百姓喘不过气。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里这样写道：“做庄稼的（农民）身穿单衣、且无完整者……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
红军走过，红色星火燃遍原黔山贵水。闭塞的贵州高原，那些饱受饥寒、被重税压榨的“干人”，因红军的到来，命运迎来历史性转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巍巍娄山、磅礴乌蒙，九十载风云激荡。当伟大转折的光芒穿越历史云烟，映照在今日贵州满目葱茏的山川大地。当年标语墙上那一声“红军到，干人笑”，已化作新时代幸福生活的交响。
红旗漫卷处，山河已换了人间。
一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六盘水市盘州市双凤镇，九间楼静立古城深处，红二、红六军团盘县会议会址陈列馆里，讲解员李玉婵在一首歌词前停下，声音平缓沉稳：“武营门，人欢腾，红军哥哥进了城；打开仓库分谷米，为的打富来济贫。”
这首歌谣，记录的是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进驻盘县（今盘州市）时的情景。红军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对百姓秋毫无犯。
一首歌谣，能唱多久？在贵州，是一代又一代。
红军初入贵州时，百姓远远躲开。国民党散布谣言，还说红军是“共匪”。红军进了城，不进屋，睡屋檐；借了东西要还，用了稻草要捆好；买东西照价付钱，主人不在就把钱压在灶台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盐巴，当场分给围拢来的穷人。
谣言不攻自破。躲进山里的百姓，下了山。
1935年初，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印制《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第一句便是：“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红军在遵义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下令：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写宣传材料，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长征时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唯一出版发行的《红星》报号召“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红军是干人的军队”……标语不讲深奥的道理，只用百姓听得懂的话。
百姓不识字，红军就念给他们听，唱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送郎当红军》唱过千山万水，活报剧《打土豪闹翻身》在黔西演完，广受百姓欢迎。
遵义女学生李小侠，跟着红军拉横幅、贴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后来被邓颖超、李伯钊亲自接收入伍。她跟着红军撤离遵义后，70岁的祖母、父母和弟弟，惨遭杀害。
遵义城里，还有一个叫李光的14岁孤儿，从小流浪街头，给地主放牛。红军进城后，挤在人群里看到这支队伍不打人、不抢东西、把地主家的粮食分给穷人，追着队伍要参军。红军战士说他“还没有枪高”，他就天天缠着部队带路、送信、刷标语，硬是跟着走完了长征。
红军的宣传发动唤醒万千民众。那时，沿河县城，国民党的一位地方官员在给上级部门呈报中写下：红军内部“纪律之佳出人意外”，“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二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老人守着半条被子的记忆过了大半辈子。1934年11月，3名女红军借宿她家，临走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开，一半留下。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找到她，老人一遍遍问：那3个姑娘，什么时候回来？
在贵州，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
衣，是“干人”的期盼。1934年12月，毛泽东行经剑河县，见一老妇带着幼童，身穿单衣倒在路边，当即脱下自己的毛线衣，又取出被单和白米一斗，一并送给她。1935年春，遵义苟坝寒风凛冽，村民傅再英身怀六甲，一位年轻红军脱下身上最厚实的羊皮袄，塞给她：“老乡，天太冷了，你怀着身孕，更需要保暖，快收下。”羊皮袄后来改成了傅再英公公的衣裳，并代代相传。傅再英的孙子黄安祥说：“要让后人知道红军对老百姓有多好。”
盐，是“干人”的奢望。贵州不产盐，“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1935年4月，红九军团智取瓢儿井（今大方县瓢井镇），4月10日，正值赶场，红军战士打开官商盐仓，把囤积的盐巴分给穷人。当地至今传唱：“红军分我两斤盐，拿着盐巴心里甜。穷人一年忙到头，难挣一斤盐巴钱。”
坟，是“干人”的牵挂。红军卫生员龙思泉，12岁参军，1935年1月随部队进驻遵义，不分昼夜为乡亲看病问诊。一次为患伤寒的老乡彻夜诊疗，耽误了撤离，追赶部队途中被敌人杀害，不到20岁。乡亲们不知其名，冒着风险将他安葬在桑木垭，年年祭扫，称那座坟为“红军坟”，后迁葬至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前来祭拜的群众说：“我们拜他，是为了记住他。”
有的红军，连告别都来不及。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进入石阡甘溪时，陷入敌军重围。红五十二团为掩护主力撤退，将敌人引向三面临崖的困牛山。绝境之中，敌人竟胁迫群众作为“肉盾”，红军怕误伤群众，毅然调转枪口朝天鸣放。团长田海清牺牲，百余名红军战士退到悬崖边，砸毁枪支，纵身跃下……
“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困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讲解员曹云文每回讲到这里都会哽咽，“他们把爱民刻进了骨头里。”
三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遵义市习水县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里，三扇门板长短不一，木纹间嵌着1935年赤水河畔寒浪留下的印迹。
1935年1月，土城青杠坡战斗激烈，中革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能否快速架设起浮桥，成为中央红军是否能顺利摆脱危机的关键。
听闻红军渡河需架桥材料，土城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帮助红军架设浮桥。赤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王大勇感慨：“门板薄，人心厚。百姓把自家那扇门卸下来，就是把活路让给红军。”
靠山，是门板架桥的倾力相助。
黎平少寨，八舟河上的古桥又矮又窄、破损严重。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先头部队途经少寨。为让红军大部队顺利行军渡河，也方便村民日后通行，寒冬里，村民拆下门板、床板，与红军轮番下水打桩架桥。90多年里，洪水冲垮一次，乡亲就重修一次。75岁的老支书吴锡焰，每逢暴雨便敲锣召集全村抢护桥体。
靠山，是“弄染结盟”的生死相托。
镇宁弄染寨，1935年4月，当地少数民族头人陆瑞光与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签订“作战协定”，收留12名红军伤员。1937年初，陆瑞光在贵阳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85年，记者罗开富采访陆瑞光的遗孀罗凤岐，84岁的老人告诉他：“50年来，我一直想着他，也想念那几位红军首长。”
靠山，是“干人”子弟的义无反顾。
开阳高寨，一个40多岁的庄稼汉听了红军讲军阀的苛捐杂税，要当红军。干部看他年纪大了，不同意。他转身跑回家，从茅棚里带出18岁的儿子：“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18岁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龙里，30多岁女子鼓励自己的丈夫去当红军，临别时送给他一条手巾和鞋子，嘱咐：“要时常写信回来！”
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在贵州全省扩红约1.6万人。遵义一隅，扩红4000余人；毕节一带，5000多“干人”子弟参军北上。
四
“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英魂永存映山河，壮志长燃照古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贵州儿女的血脉中薪火相传。
有一种传承，叫倾情守护。
娄山关下，钟吉元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行经点金山孙家垭口时突遭伏击，一名年轻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扑倒，自己中弹牺牲，没有留下姓名。钟吉元含泪安葬，举家搬到墓旁，守了一辈子。1962年临终前，他叮嘱儿子钟庆武：“我走后就把我埋在他旁边，世世代代守护好。”从此，山冈上有了两座紧紧相邻的墓。
瓮安天文，1934年底，中央红军短暂停留，在华家老屋墙上留下大量标语。红军走后，为避免被国民党发现，华朝良的曾祖父抹掉外面显眼的字，屋里用玉米秆遮起。爷爷和父亲坚守老屋。如今，68岁的华朝良继续守护。4代接力，让墨迹穿过90多年风雨保留至今。
有一种传承，叫血脉赓续。
在红九军团北盘江渡口陈列馆，六盘水市水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罗兰惠望着展板字字铿锵：“革命火种在这里延续。”
1935年4月，红九军团经过水城时，两位红军战士因病留在顺场医治。一位叫朱云先，一位姓王，人称“王红军”。
3个月后，两人康复，辗转到今龙场乡碗厂村，组织十余名群众成立“碗厂齐心会”。1939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突袭中，两人英勇牺牲，但革命信念留下了。
1950年，碗厂村民自发成立农民自卫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击叛匪。战斗中，自卫队和群众牺牲74人。最终为解放军引路深入八担山区，全歼叛匪。
和平年代，贵州儿女接续传承。遵义舰上战位砺精兵，边疆哨所边防扎深根，卫国戍边雪域铸利刃，以热血护山河，以忠诚写担当。
有一种传承，叫润物无声。
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其祖父孔宪权是湖南人，1935年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后留在遵义，1955年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霞说：“爷爷用生命走长征路，我用声音走长征路。”从1993年至今，她义务宣讲30多年。
在遵义，53名讲解员常年坚守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宣讲，还有2000余名“红色小小宣讲员”开展义务宣讲；贵阳“红飘带”，全域行浸式展演让观众在数字光影中“走”进长征；遵义《伟大转折》剧场，真人实景把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拉”到眼前。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何佳恒和同学辗转千里而来，参观完四渡赤水纪念馆，他感慨：“课本里的长征，一下子有了温度。”
五
“党中央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山风轻拂。黔北民居白墙黛瓦，王治强的“红色之家”农家乐里，木桌围坐，笑声落进院坝。
“党中央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花茂村，和村民们围坐聊家常。11年过去，村民侯光富仍记得那天，大家异口同声：“我们都笑了。”
笑，写在脸上；答案，落在日子里。
一条路，铺展乡村画卷，笑声在致富路上绽放——
昔日红军过贵州，走的是山间羊肠小道，有些村寨连骡马都难进。今天，贵州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一条条产业路、旅游路、通组路把山里的村寨与山外的市场连在一起。花茂村的路通了，“红色之家”农家乐旺季一桌难求；化屋村的路通了，悬崖下的寨子吃上旅游饭……
一条河，激荡时代浪花，笑声在开放潮里飞扬——
1935年1月，乌江回龙场、江界河等渡口，红军用竹筏在咆哮江面上撕开天险。90多年后，500吨级货轮经乌江入长江、通江达海，昔日红军突破封锁的天险，正化作贵州打开山门、拥抱世界的黄金水道。
一座桥，连接山海远方，笑声在跨越途中传递——
花江大峡谷，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1935年4月，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率部死守花江铁索桥，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渡过北盘江的任务。2025年9月28日，同一条峡谷之上，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从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两分钟左右。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世界前100名高桥近半数在贵州，将“地无三里平”的旧貌改写成“高速平原”的新颜。
笑声丈量民生温度，也丈量发展成色——
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的搬迁户胡浩然，从不敢奢望考大学到以683分圆梦清华，全省像他一样圆了大学梦的搬迁子女有6万多名。贵州923万脱贫人口告别绝对贫困，192万群众搬出大山、迎来新生。
毕节市大方县，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爆火出圈，罗华的烙锅店每天涌入大量客人，他笑得合不拢嘴。“人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村超”“村BA”“村T”……一个个“村字号”IP持续带来收益，一张张笑脸串连成片。
笑声背后，是民生温度，是发展实效，更是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开启新的伟大远征，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才能征服新的“雪山”“草地”，攻克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