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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听证常态化助力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基层探索
■邹烨 李良芬 何强
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也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核心目标。检察听证作为新时代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在化解信访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立足基层检察院工作实际，结合控告申诉检察业务实践，界定检察听证常态化与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核心内涵，剖析两者内在逻辑关联及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契合性，为基层检察机关以法治方式破解信访难题、践行“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一、检察听证常态化与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内涵及关联
（一）检察听证常态化的概念界定
1.检察听证的定义与特征。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针对符合条件的案件，邀请无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专家学者等担任听证员，组织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到场，围绕争议焦点充分陈述意见，检察机关综合各方意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案件审查活动。其具备公开性、中立性、参与性、说理性四大特征。公开性打破办案封闭性，落实阳光司法；中立性依托听证员独立意见保障案件公正处理；参与性保障当事人充分表达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说理性要求检察机关释法明理，消解当事人疑惑，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理念高度契合。
2.常态化的标准与要求。检察听证常态化并非单纯追求办案数量增长，而是以制度为基础、实效为核心、践行“枫桥经验”为导向的系统性工作。一是适用范围全覆盖，落实“应听证尽听证”，将信访申诉、行政争议等符合条件案件全部纳入听证范围，践行“矛盾不上交”；二是程序运行规范化，健全听证前、听证中、听证后全流程规范，明确听证员选任、流程操作、意见采纳等标准，以程序规范保障化解效果；三是业务开展常规化，把检察听证纳入控告申诉日常业务，构建“有案必评估、应听必听证、听证必实效”工作机制，兼顾“治已病”与“治未病”，杜绝形式化、选择性听证，充分发挥矛盾化解和源头治理双重效能。
（二）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目标解读
1.实质性化解的具体内涵。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信访领域的实践运用，区别于程序终结但矛盾依旧存在的形式化解，核心在于依法解决合理诉求，从根源消解矛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包含三个维度：第一，诉求解决彻底性，依法全面回应群众合法诉求，不留处置尾巴，落实“服务不缺位”；第二，矛盾根源消除性，深挖矛盾背后法律、政策、情感层面诱因，借助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社会帮扶解开当事人心结，实现“治已病”；第三，社会关系修复性，通过调解和解修复破裂的社会人际关系，同步开展法治宣传，防范同类矛盾重复发生，落实“治未病”。
2.化解目标的法律意义与社会价值。法律层面，实质性化解是司法为民与法治建设的落地实践，既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权威，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社会层面，其一，推动疑难信访积案就地化解在基层，减少社会对抗，维护基层稳定；其二，以公开透明的处理模式，让群众直观感受公平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其三，通过个案办理梳理治理短板，推动相关单位完善制度，达成“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治理效果。
（三）两者的内在逻辑联系
1.检察听证对信访矛盾化解的作用机制。检察听证依靠程序正义助推实体正义，实践路径与新时代“枫桥经验”高度契合。一方面，听证搭建平等表达平台，保障信访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缓和对立情绪；另一方面，检察官与听证员共同释法说理，解开群众“法结”与“心结”，推动息诉罢访。第三方听证员的参与，增强处理结果的社会认可度，更易获得当事人认同。同时，听证过程同步开展法治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法治意识，实现“抓前端、治未病”。
2.常态化在促进实质性化解中的关键作用。常态化能够扩大听证化解覆盖面，减少案件积压，推动矛盾就地化解；倒逼检察机关打造专业化听证模式，优化听证员队伍、规范办案流程，提升矛盾化解精准度；通过归集同类案件问题，为职能部门完善制度提供参考，实现化解个案、防范一类风险；推动检察机关与人大、政协、信访、司法行政等单位协作常态化，构建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
二、基层检察听证常态化助力信访矛盾化解的实践现状
（一）基层检察听证工作的开展情况
1.听证案件的类型与数量统计。当前检察听证案件数量稳步上升，案件类型不断拓展，覆盖信访矛盾多发领域。以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实践为例，2023年以来，该院共开展检察听证243件次，涵盖拟不起诉、民事行政监督、公益诉讼、刑事申诉等各类案件。该院依托现场听证、上门听证等形式化解纠纷30余起，调解成功率98.7%，累计依托听证平台处置信访矛盾100余件，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针对路途遥远、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开展上门听证18件次，把矛盾化解在群众家门口；在接访工作中推行简易听证63件次，实现矛盾就地快速处置。
2.听证程序的实施流程与规范。基层检察院已形成“事前准备—事中组织—事后跟进”闭环听证流程。事前准备做好案件评估、诉求梳理、预案制定，研判听证适用条件，厘清争议焦点，针对特殊群体给予必要帮助，提前向听证参与人送达材料。事中严格执行宣布纪律、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听证员提问、集中评议流程，保障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同步开展普法教育。事后落实意见反馈、文书送达、跟踪督办，对听证员意见分类反馈理由，书面送达处理决定，专人跟进和解履行、救助帮扶等后续事项，确保听证实效。
（二）信访矛盾化解的成效评估
1.矛盾化解的比例与效果分析。听证常态化显著提升信访矛盾化解质效，充分彰显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价值。从化解比例来看，务川检察院2023年以来经听证处理的信访案件整体息诉罢访比例达84.72%，不仅实现了“案结”，更达到了“事了人和”的目标。
2.社会满意度与公信力的提升情况。检察听证的公开性与参与性，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为基层治理凝聚了民心。一方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介入听证过程，使司法办案的全部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提升了处理结果的权威性与认可度，群众对信访处理工作的信任度提升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在听证的过程里，检察官与听证员一起做释法说明的工作，使信访群众能更清晰地明白法律规定以及案件的处理规则，减少信访群众对司法机关的误解。2023年以来，务川检察院人民群众满意度逐年提升，均在99%以上。
此外，检察听证通过“听证+普法”模式，指导更多群众借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带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积极社会氛围，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底部支撑。
（三）实践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听证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信访听证大多案情复杂、矛盾尖锐，办案容错空间小，部分检察人员存在畏难心理，主动适用听证积极性不足。基层优质听证员储备有限，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本职工作限制难以参与听证，部分案件听证专业保障不足。
2.信访群众对听证制度的认知不足。部分信访群众将听证视作形式主义，怀疑结果预先设定，产生抵触排斥心理；部分群众文化水平、法律素养有限，无法完整表达诉求、开展举证质证，既削弱听证效果，也难以发挥法治教育作用。
3.与其他矛盾化解机制的衔接问题。检察听证与公安、司法行政、民政等部门协同还不够顺畅。听证发现适合调解的问题移交不及时，出现处置断档；与信访部门信息互通不足，线索、进度、处置结果同步不及时，造成重复处置；和司法救助、社会帮扶衔接不够紧密，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仅依靠释法说理无法化解矛盾；听证暴露的治理短板向相关部门反馈整改的渠道不够通畅，“抓前端、治未病”作用发挥受限。
三、基层探索检察听证常态化助力信访矛盾化解的创新举措
（一）优化听证工作机制
1.专业化听证团队的组建与管理。针对基层力量短板，构建“检察官+书记员+特邀听证员”专业化队伍。业务骨干担任听证主持人，强化群众工作能力培养；专职书记员负责记录、材料整理、后续跟踪。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基层村干部中择优建立特邀听证员库，按民事、刑事、行政类别设立子库，根据案件随机抽取人员。常态化开展听证员业务培训，讲解法律知识、听证流程以及“枫桥经验”工作方法，提升履职能力。
2.完善听证前、中、后的工作流程与细节。细化全流程操作规范。听证前完成案件评估、诉求梳理、预案制定，对情绪激烈的当事人提前疏导，为文化程度较低群众提供辅助。听证中落实阳光听证，保障当事人充分陈述，听证员围绕焦点评议，检察官精准释法说理，同步开展普法，必要时协调法律援助律师保障当事人权益。听证后做好听证意见反馈、法律文书送达，专人跟进和解协议履行、救助申请落地，做到听证一次、化解到底。
（二）强化信访矛盾排查与分类处理
1.精准识别信访矛盾的类型与成因。落实抓前端治未病，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信访移交、政法走访、办案履职多渠道排查线索，重点关注重复访、越级访、群体性信访。建立案件台账，登记案件概况、群众诉求、争议焦点。通过实地走访、多方问询深挖矛盾根源，区分合法诉求、合理但不合法诉求、不合法诉求，梳理社会治理漏洞，为源头治理提供依据。
2.制定针对性的听证化解策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开展听证化解。法律适用争议类案件，侧重邀请法律专业听证员，强化释法说理；诉求未满足类案件，邀请人社、民政等部门参与听证，明确诉求处置路径；邻里、家庭等情感纠纷类信访，吸纳基层干部、调解员参与，情理法结合化解心结；信访积案推行上门听证、联合听证，联动村干部、当事人亲友参与，提升化解说服力，同步做好普法宣传。
（三）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
1.与司法行政、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机制。搭建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公安、司法行政、信访、民政研判疑难信访，共享治理信息。推动人民调解员参与听证，对具备调解条件案件听证后移交调解组织，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保障调解协议落地。打通与信访、公安信息共享，同步线索、听证进展和处置结果，减少重复办案。建立治理问题反馈机制，针对听证发现的制度漏洞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职能部门整改完善。
2.构建多元化解纷的工作格局。打造“检察主导、多方参与、多元化解”治理模式。打通与民政、妇联、人社救助线索移送渠道，听证中发现困难群众及时启动司法救助，协调落实低保、临时救助、就业帮扶，解决群众现实生活难题。联动乡镇街道、司法行政机关，以听证案件开展旁听式普法，提升群众对听证制度的认知。对接基层网格化治理，依靠网格员开展矛盾排查、听证宣传、后期回访，推动矛盾化解下沉基层。
参考文献
[1]李华杰.以代表建议办理高质效推进检察管理高质效[J].人大建设，
2024（11）：41-41.
[2]谢小剑，肖宪涛.我国审前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以中部某省5县区为样本[J].2024（1）：109-135.
[3]战捷周硕鑫.监督视角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检视[J].中国检察官，2024（9）.
[4]刘庭梅，陈苏，朱金艳.萍乡法院打造涉执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终点站”[J].中国审判，2024（8）：54-55.
[5]石苏广；刘丽.新形势下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思考[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4（4）.DOI:10.3969/j.issn.1671-5101.2024.04.012.
[6]邹刚.运用“枫桥经验”完善涉检信访工作机制[J].人民检察，2024（S2）：122-123.
[7]许振东.广东省揭阳市检察机关优化工作模式提升涉法涉诉一站式调解效能[J].人民法治，2024（3）.
（作者单位：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也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核心目标。检察听证作为新时代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在化解信访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立足基层检察院工作实际，结合控告申诉检察业务实践，界定检察听证常态化与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核心内涵，剖析两者内在逻辑关联及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契合性，为基层检察机关以法治方式破解信访难题、践行“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一、检察听证常态化与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内涵及关联
（一）检察听证常态化的概念界定
1.检察听证的定义与特征。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针对符合条件的案件，邀请无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专家学者等担任听证员，组织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到场，围绕争议焦点充分陈述意见，检察机关综合各方意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案件审查活动。其具备公开性、中立性、参与性、说理性四大特征。公开性打破办案封闭性，落实阳光司法；中立性依托听证员独立意见保障案件公正处理；参与性保障当事人充分表达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说理性要求检察机关释法明理，消解当事人疑惑，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理念高度契合。
2.常态化的标准与要求。检察听证常态化并非单纯追求办案数量增长，而是以制度为基础、实效为核心、践行“枫桥经验”为导向的系统性工作。一是适用范围全覆盖，落实“应听证尽听证”，将信访申诉、行政争议等符合条件案件全部纳入听证范围，践行“矛盾不上交”；二是程序运行规范化，健全听证前、听证中、听证后全流程规范，明确听证员选任、流程操作、意见采纳等标准，以程序规范保障化解效果；三是业务开展常规化，把检察听证纳入控告申诉日常业务，构建“有案必评估、应听必听证、听证必实效”工作机制，兼顾“治已病”与“治未病”，杜绝形式化、选择性听证，充分发挥矛盾化解和源头治理双重效能。
（二）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目标解读
1.实质性化解的具体内涵。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信访领域的实践运用，区别于程序终结但矛盾依旧存在的形式化解，核心在于依法解决合理诉求，从根源消解矛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包含三个维度：第一，诉求解决彻底性，依法全面回应群众合法诉求，不留处置尾巴，落实“服务不缺位”；第二，矛盾根源消除性，深挖矛盾背后法律、政策、情感层面诱因，借助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社会帮扶解开当事人心结，实现“治已病”；第三，社会关系修复性，通过调解和解修复破裂的社会人际关系，同步开展法治宣传，防范同类矛盾重复发生，落实“治未病”。
2.化解目标的法律意义与社会价值。法律层面，实质性化解是司法为民与法治建设的落地实践，既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权威，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社会层面，其一，推动疑难信访积案就地化解在基层，减少社会对抗，维护基层稳定；其二，以公开透明的处理模式，让群众直观感受公平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其三，通过个案办理梳理治理短板，推动相关单位完善制度，达成“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治理效果。
（三）两者的内在逻辑联系
1.检察听证对信访矛盾化解的作用机制。检察听证依靠程序正义助推实体正义，实践路径与新时代“枫桥经验”高度契合。一方面，听证搭建平等表达平台，保障信访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缓和对立情绪；另一方面，检察官与听证员共同释法说理，解开群众“法结”与“心结”，推动息诉罢访。第三方听证员的参与，增强处理结果的社会认可度，更易获得当事人认同。同时，听证过程同步开展法治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法治意识，实现“抓前端、治未病”。
2.常态化在促进实质性化解中的关键作用。常态化能够扩大听证化解覆盖面，减少案件积压，推动矛盾就地化解；倒逼检察机关打造专业化听证模式，优化听证员队伍、规范办案流程，提升矛盾化解精准度；通过归集同类案件问题，为职能部门完善制度提供参考，实现化解个案、防范一类风险；推动检察机关与人大、政协、信访、司法行政等单位协作常态化，构建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
二、基层检察听证常态化助力信访矛盾化解的实践现状
（一）基层检察听证工作的开展情况
1.听证案件的类型与数量统计。当前检察听证案件数量稳步上升，案件类型不断拓展，覆盖信访矛盾多发领域。以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实践为例，2023年以来，该院共开展检察听证243件次，涵盖拟不起诉、民事行政监督、公益诉讼、刑事申诉等各类案件。该院依托现场听证、上门听证等形式化解纠纷30余起，调解成功率98.7%，累计依托听证平台处置信访矛盾100余件，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针对路途遥远、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开展上门听证18件次，把矛盾化解在群众家门口；在接访工作中推行简易听证63件次，实现矛盾就地快速处置。
2.听证程序的实施流程与规范。基层检察院已形成“事前准备—事中组织—事后跟进”闭环听证流程。事前准备做好案件评估、诉求梳理、预案制定，研判听证适用条件，厘清争议焦点，针对特殊群体给予必要帮助，提前向听证参与人送达材料。事中严格执行宣布纪律、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听证员提问、集中评议流程，保障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同步开展普法教育。事后落实意见反馈、文书送达、跟踪督办，对听证员意见分类反馈理由，书面送达处理决定，专人跟进和解履行、救助帮扶等后续事项，确保听证实效。
（二）信访矛盾化解的成效评估
1.矛盾化解的比例与效果分析。听证常态化显著提升信访矛盾化解质效，充分彰显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价值。从化解比例来看，务川检察院2023年以来经听证处理的信访案件整体息诉罢访比例达84.72%，不仅实现了“案结”，更达到了“事了人和”的目标。
2.社会满意度与公信力的提升情况。检察听证的公开性与参与性，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为基层治理凝聚了民心。一方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介入听证过程，使司法办案的全部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提升了处理结果的权威性与认可度，群众对信访处理工作的信任度提升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在听证的过程里，检察官与听证员一起做释法说明的工作，使信访群众能更清晰地明白法律规定以及案件的处理规则，减少信访群众对司法机关的误解。2023年以来，务川检察院人民群众满意度逐年提升，均在99%以上。
此外，检察听证通过“听证+普法”模式，指导更多群众借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带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积极社会氛围，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底部支撑。
（三）实践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听证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信访听证大多案情复杂、矛盾尖锐，办案容错空间小，部分检察人员存在畏难心理，主动适用听证积极性不足。基层优质听证员储备有限，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本职工作限制难以参与听证，部分案件听证专业保障不足。
2.信访群众对听证制度的认知不足。部分信访群众将听证视作形式主义，怀疑结果预先设定，产生抵触排斥心理；部分群众文化水平、法律素养有限，无法完整表达诉求、开展举证质证，既削弱听证效果，也难以发挥法治教育作用。
3.与其他矛盾化解机制的衔接问题。检察听证与公安、司法行政、民政等部门协同还不够顺畅。听证发现适合调解的问题移交不及时，出现处置断档；与信访部门信息互通不足，线索、进度、处置结果同步不及时，造成重复处置；和司法救助、社会帮扶衔接不够紧密，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仅依靠释法说理无法化解矛盾；听证暴露的治理短板向相关部门反馈整改的渠道不够通畅，“抓前端、治未病”作用发挥受限。
三、基层探索检察听证常态化助力信访矛盾化解的创新举措
（一）优化听证工作机制
1.专业化听证团队的组建与管理。针对基层力量短板，构建“检察官+书记员+特邀听证员”专业化队伍。业务骨干担任听证主持人，强化群众工作能力培养；专职书记员负责记录、材料整理、后续跟踪。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基层村干部中择优建立特邀听证员库，按民事、刑事、行政类别设立子库，根据案件随机抽取人员。常态化开展听证员业务培训，讲解法律知识、听证流程以及“枫桥经验”工作方法，提升履职能力。
2.完善听证前、中、后的工作流程与细节。细化全流程操作规范。听证前完成案件评估、诉求梳理、预案制定，对情绪激烈的当事人提前疏导，为文化程度较低群众提供辅助。听证中落实阳光听证，保障当事人充分陈述，听证员围绕焦点评议，检察官精准释法说理，同步开展普法，必要时协调法律援助律师保障当事人权益。听证后做好听证意见反馈、法律文书送达，专人跟进和解协议履行、救助申请落地，做到听证一次、化解到底。
（二）强化信访矛盾排查与分类处理
1.精准识别信访矛盾的类型与成因。落实抓前端治未病，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信访移交、政法走访、办案履职多渠道排查线索，重点关注重复访、越级访、群体性信访。建立案件台账，登记案件概况、群众诉求、争议焦点。通过实地走访、多方问询深挖矛盾根源，区分合法诉求、合理但不合法诉求、不合法诉求，梳理社会治理漏洞，为源头治理提供依据。
2.制定针对性的听证化解策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开展听证化解。法律适用争议类案件，侧重邀请法律专业听证员，强化释法说理；诉求未满足类案件，邀请人社、民政等部门参与听证，明确诉求处置路径；邻里、家庭等情感纠纷类信访，吸纳基层干部、调解员参与，情理法结合化解心结；信访积案推行上门听证、联合听证，联动村干部、当事人亲友参与，提升化解说服力，同步做好普法宣传。
（三）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
1.与司法行政、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机制。搭建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公安、司法行政、信访、民政研判疑难信访，共享治理信息。推动人民调解员参与听证，对具备调解条件案件听证后移交调解组织，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保障调解协议落地。打通与信访、公安信息共享，同步线索、听证进展和处置结果，减少重复办案。建立治理问题反馈机制，针对听证发现的制度漏洞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职能部门整改完善。
2.构建多元化解纷的工作格局。打造“检察主导、多方参与、多元化解”治理模式。打通与民政、妇联、人社救助线索移送渠道，听证中发现困难群众及时启动司法救助，协调落实低保、临时救助、就业帮扶，解决群众现实生活难题。联动乡镇街道、司法行政机关，以听证案件开展旁听式普法，提升群众对听证制度的认知。对接基层网格化治理，依靠网格员开展矛盾排查、听证宣传、后期回访，推动矛盾化解下沉基层。
参考文献
[1]李华杰.以代表建议办理高质效推进检察管理高质效[J].人大建设，
2024（11）：41-41.
[2]谢小剑，肖宪涛.我国审前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以中部某省5县区为样本[J].2024（1）：109-135.
[3]战捷周硕鑫.监督视角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检视[J].中国检察官，2024（9）.
[4]刘庭梅，陈苏，朱金艳.萍乡法院打造涉执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终点站”[J].中国审判，2024（8）：54-55.
[5]石苏广；刘丽.新形势下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思考[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4（4）.DOI:10.3969/j.issn.1671-5101.2024.04.012.
[6]邹刚.运用“枫桥经验”完善涉检信访工作机制[J].人民检察，2024（S2）：122-123.
[7]许振东.广东省揭阳市检察机关优化工作模式提升涉法涉诉一站式调解效能[J].人民法治，2024（3）.
（作者单位：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