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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一笔赔偿款的“归途”
■记者 何永利
高墙外，一位母亲等了16年。
高墙内，一名罪犯赎了16年罪。
2026年春天，当贵阳市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苟雨楼敲开赵阿姨的家门，把4万元赔偿款递到她手中时，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失声痛哭：“检察官，我真的没想到，16年了，这笔钱还能有着落……我是个文盲，这么多年拿着判决书，不知道找谁要钱。”
那一刻，在场的检察官也红了眼眶。
这笔跨越16年的赔偿款，见证的不仅是一个破碎家庭迟到的慰藉，更是一场关于司法温度的制度探索——如何让真诚悔罪的罪犯“赔得了”，让受伤的被害人“拿得到”。
想赔，却找不到门
“我是真心悔罪，可被害人家属不愿意接受，我赔不了。”
今年3月，在贵州省王武监狱，服刑人员张某曾无数次向派驻检察官反映同一个问题。他因犯罪被判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5万元。入狱后，他积极参加劳动改造，攒下劳动报酬，加上家人帮衬，终于筹齐了这笔钱。可当他找到被害人家属时，对方拒绝了。
钱赔不出去，他的悔罪表现就无法在法律上得到完整认定，减刑、假释也因此受阻。
张某的困境并非孤例。在贵阳片区内9家监狱，类似情况不在少数——有的罪犯想赔，被害人家属却因怨恨“不要钱，就要他坐牢”；有的被害人早已搬迁，判决书上的地址成了一纸空文；有的案件过去了十几年，被害人亲属杳无音讯。罪犯“想赔没处赔”，被害人“求偿无门”，一笔笔赔偿款悬在空中，成了高墙内外共同的痛。
问题的症结，不在立法空白，也不在裁判错误，而在于一条规定在实践中长期“沉睡”。
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法释〔2024〕5号）第十条明确：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全额履行民事赔偿义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下落不明或者拒绝接受，对履行款项予以提存的，不影响对其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
规定有了，却鲜有人知，更鲜有人用。罪犯不了解，监狱未适用，公证机构无对接——提存这一路径，在法律文本中存在，在现实中却近乎“沉睡”。
如何唤醒这条“沉睡的规定”？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选择从个案破局。
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锁了太久的门
2026年3月，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张某反映的问题，依法向贵州省王武监狱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监狱对符合条件的罪犯通过公证提存方式履行赔偿义务。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那天，监狱当场签收。紧接着，检察院协调贵阳市国信公证处，三方联手为张某打通了提存通道。3月18日，张某委托家属将5万元赔偿款提存至公证处专用账户。公证处依法出具提存公证书，同时公告通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这是贵州省首例服刑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提存公证案件。
“原来还有这个办法！我一直在找被害人，就是找不到，现在总算有出路了。”许多罪犯在听到宣讲后主动提出申请。
首案突破后，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没有止步。一份《推动服刑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公证提存专项工作方案》迅速下发，贵阳片区内9家监狱启动全面摸排。派驻检察官走进监区，和监狱民警一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罪犯解释：什么是提存、什么条件下可以提存、提存后有什么法律效果。
数字在增长——97名罪犯主动提出申请，涉及赔偿金额180万余元。10笔赔偿款共计28.5万元成功办理提存。
但检察官们知道，“赔得了”只是第一步。
让每一笔该赔的钱，都有路可走
马某的案件，把这场探索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16年前，马某因刑事犯罪被判处附带民事赔偿4万元。入狱后，他每天数着日子——不是在数刑期，而是在攒钱。他把每一分劳动报酬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觉得亏欠的不仅是钱，更是一条命和一个破碎的家。
可当他终于攒够钱时，却找不到被害人了。
判决书上的原住址早已变更，被害人亲属杳无音讯。这笔4万元的赔偿款，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16年。
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马某的申请后，依据法释〔2024〕5号规定，协调公证处对4万元赔偿款办理了提存。执行障碍被依法破除——“赔得了”实现了。
但检察官没有止步于此。“‘赔得了’是第一步，让被害人‘拿得到’才是我们更深的愿望。”
拿着仅有的身份信息和早已模糊的老旧住址，检察官苟雨楼、金瑞开始了艰难的寻找。三天时间，辗转五家派出所，翻阅一页页泛黄的户籍档案。最终，在一个老旧小区的楼道里，敲开了赵阿姨的家门。
16年前，她唯一的儿子在一场刑案中离世，儿媳妇改嫁，留下襁褓中的婴儿。她不懂法律，不知道要去申请执行，更不知道去哪里要这笔钱。她以为，人没了，案子结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可生活没有结束。16年里，靠着丈夫打零工的微薄收入，一家三口艰难度日。
当检察官递上4万元赔偿款时，老人泪如雨下。那一刻，高墙内外的两个世界，被一笔迟到了16年的赔偿款连在了一起。
马某得知赵阿姨收到赔偿款后，在监狱里痛哭了一场。他给办案检察官写了一封感谢信：“谢谢检察官，让我有机会赎罪。”
截至目前，已有4笔赔偿款共计14.5万元成功送达到被害方手中。
2026年5月28日，贵阳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牵头，联合贵阳片区9家监狱及贵阳市国信公证处，共同制定印发《关于监狱服刑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款公证提存协作工作办法》，共二十七条，涵盖申请、核查、提存、认定全流程。针对被害人下落不明的情形，明确监狱可通过致函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村（居）民委员会等多种途径协助查找，公证处依法公告通知。
“刑罚执行应当全面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推动提存规定落实，是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破解司法实践难题的具体行动。”贵阳市检察院党组成员、贵阳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分党组书记、检察长窦彦峰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当提存公证这座“桥”架起来，高墙内外，便都有了光。
记者手记
让每一笔赔偿款都有“归途”
采访中，检察官苟雨楼讲起赵阿姨的故事，我陷入沉思。16年前，她唯一的儿子在一场刑案中离世，法院判决罪犯马某赔偿4万元。她不懂法，不知道去申请执行，以为人没了、案子结了，一切就结束了。
直到今年春天，检察官辗转五家派出所，翻遍泛黄的户籍档案，在一栋老旧居民楼里找到她，递上那笔迟到了16年的赔偿款。老人攥着检察官的手，哭着说：“16年了，你们还记得。”
这句话，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也让我陷入另一个维度的思考，这笔钱，是“赎刑”的筹码吗？从采访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法律从来没有“赔了钱就可以减刑”的规定。减刑、假释的前提，始终是罪犯“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只是认定“悔改表现”的考量因素之一，既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一赔就减”。提存公证解决的，恰恰是一个技术性障碍：当罪犯有履行意愿和能力、却因被害人下落不明或拒绝接受而“赔不了”时，法律允许他通过提存方式完成赔偿义务，不让“履行不能”成为减刑假释程序中不应有的阻力。
换句话说，减不减刑，最终由法院综合全案裁定；而赔不赔得了，是这个程序能否启动的前提条件之一。
想明白这一点，再回头看这场围绕“公证提存”展开的制度探索，就能理解它真正撬动的价值。
是监狱的管理吗？是。当一个罪犯知道自己“赔得了”，他内心的焦躁和对抗就少了一分，踏实和希望就多了一分。“破罐子破摔”是最难管的，而有盼头的改造，是最好的管理。
是罪犯的改造吗？是。马某在信里写“让我有机会赎罪”，这句话的分量，比任何一次思想汇报都重。当一个罪犯的悔罪诚意被制度看见、被法律认可，改造就不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在的觉醒。
是被害人的权益吗？更是。赵阿姨拿到那4万元钱的时候，家里正为孙子的学费发愁。这笔钱谈不上能改变命运，但它告诉一个苦等了16年的母亲：法律没有忘记她，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终究有人记得去履行。
但在这三个“有利于”之外，我觉得这场探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价值——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监狱这两个字的含义。
长期以来，监狱在公众视野里是“关人的地方”，是刑事司法的“终点站”。案子判了，人送进去了，社会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别处了。可对于监狱里的人来说，判决不是结束，改造才刚刚开始。如何让一个犯了错的人在服刑期间找到赎罪的通道，如何在惩罚之外给他留一扇通往社会的门——这是刑事司法“最后一环”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社会治理无法绕开的课题。
“做这件事需要情怀。”苟雨楼说，“以我们的努力推动法治进步，推动社会治理，这就是意义所在。”
从张某的第一笔提存，到马某的16年归途，再到97名罪犯、180万元余元申请金额——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用大半年时间，把一条“沉睡的规定”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现实。
让真心悔罪的罪犯有路可走，让受伤害的被害人及家属有处可寻——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群众心坎，高墙内外，便都有了光。
高墙外，一位母亲等了16年。
高墙内，一名罪犯赎了16年罪。
2026年春天，当贵阳市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苟雨楼敲开赵阿姨的家门，把4万元赔偿款递到她手中时，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失声痛哭：“检察官，我真的没想到，16年了，这笔钱还能有着落……我是个文盲，这么多年拿着判决书，不知道找谁要钱。”
那一刻，在场的检察官也红了眼眶。
这笔跨越16年的赔偿款，见证的不仅是一个破碎家庭迟到的慰藉，更是一场关于司法温度的制度探索——如何让真诚悔罪的罪犯“赔得了”，让受伤的被害人“拿得到”。
想赔，却找不到门
“我是真心悔罪，可被害人家属不愿意接受，我赔不了。”
今年3月，在贵州省王武监狱，服刑人员张某曾无数次向派驻检察官反映同一个问题。他因犯罪被判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5万元。入狱后，他积极参加劳动改造，攒下劳动报酬，加上家人帮衬，终于筹齐了这笔钱。可当他找到被害人家属时，对方拒绝了。
钱赔不出去，他的悔罪表现就无法在法律上得到完整认定，减刑、假释也因此受阻。
张某的困境并非孤例。在贵阳片区内9家监狱，类似情况不在少数——有的罪犯想赔，被害人家属却因怨恨“不要钱，就要他坐牢”；有的被害人早已搬迁，判决书上的地址成了一纸空文；有的案件过去了十几年，被害人亲属杳无音讯。罪犯“想赔没处赔”，被害人“求偿无门”，一笔笔赔偿款悬在空中，成了高墙内外共同的痛。
问题的症结，不在立法空白，也不在裁判错误，而在于一条规定在实践中长期“沉睡”。
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法释〔2024〕5号）第十条明确：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全额履行民事赔偿义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下落不明或者拒绝接受，对履行款项予以提存的，不影响对其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
规定有了，却鲜有人知，更鲜有人用。罪犯不了解，监狱未适用，公证机构无对接——提存这一路径，在法律文本中存在，在现实中却近乎“沉睡”。
如何唤醒这条“沉睡的规定”？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选择从个案破局。
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锁了太久的门
2026年3月，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张某反映的问题，依法向贵州省王武监狱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监狱对符合条件的罪犯通过公证提存方式履行赔偿义务。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那天，监狱当场签收。紧接着，检察院协调贵阳市国信公证处，三方联手为张某打通了提存通道。3月18日，张某委托家属将5万元赔偿款提存至公证处专用账户。公证处依法出具提存公证书，同时公告通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这是贵州省首例服刑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提存公证案件。
“原来还有这个办法！我一直在找被害人，就是找不到，现在总算有出路了。”许多罪犯在听到宣讲后主动提出申请。
首案突破后，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没有止步。一份《推动服刑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公证提存专项工作方案》迅速下发，贵阳片区内9家监狱启动全面摸排。派驻检察官走进监区，和监狱民警一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罪犯解释：什么是提存、什么条件下可以提存、提存后有什么法律效果。
数字在增长——97名罪犯主动提出申请，涉及赔偿金额180万余元。10笔赔偿款共计28.5万元成功办理提存。
但检察官们知道，“赔得了”只是第一步。
让每一笔该赔的钱，都有路可走
马某的案件，把这场探索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16年前，马某因刑事犯罪被判处附带民事赔偿4万元。入狱后，他每天数着日子——不是在数刑期，而是在攒钱。他把每一分劳动报酬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觉得亏欠的不仅是钱，更是一条命和一个破碎的家。
可当他终于攒够钱时，却找不到被害人了。
判决书上的原住址早已变更，被害人亲属杳无音讯。这笔4万元的赔偿款，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16年。
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马某的申请后，依据法释〔2024〕5号规定，协调公证处对4万元赔偿款办理了提存。执行障碍被依法破除——“赔得了”实现了。
但检察官没有止步于此。“‘赔得了’是第一步，让被害人‘拿得到’才是我们更深的愿望。”
拿着仅有的身份信息和早已模糊的老旧住址，检察官苟雨楼、金瑞开始了艰难的寻找。三天时间，辗转五家派出所，翻阅一页页泛黄的户籍档案。最终，在一个老旧小区的楼道里，敲开了赵阿姨的家门。
16年前，她唯一的儿子在一场刑案中离世，儿媳妇改嫁，留下襁褓中的婴儿。她不懂法律，不知道要去申请执行，更不知道去哪里要这笔钱。她以为，人没了，案子结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可生活没有结束。16年里，靠着丈夫打零工的微薄收入，一家三口艰难度日。
当检察官递上4万元赔偿款时，老人泪如雨下。那一刻，高墙内外的两个世界，被一笔迟到了16年的赔偿款连在了一起。
马某得知赵阿姨收到赔偿款后，在监狱里痛哭了一场。他给办案检察官写了一封感谢信：“谢谢检察官，让我有机会赎罪。”
截至目前，已有4笔赔偿款共计14.5万元成功送达到被害方手中。
2026年5月28日，贵阳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牵头，联合贵阳片区9家监狱及贵阳市国信公证处，共同制定印发《关于监狱服刑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款公证提存协作工作办法》，共二十七条，涵盖申请、核查、提存、认定全流程。针对被害人下落不明的情形，明确监狱可通过致函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村（居）民委员会等多种途径协助查找，公证处依法公告通知。
“刑罚执行应当全面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推动提存规定落实，是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破解司法实践难题的具体行动。”贵阳市检察院党组成员、贵阳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分党组书记、检察长窦彦峰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当提存公证这座“桥”架起来，高墙内外，便都有了光。
记者手记
让每一笔赔偿款都有“归途”
采访中，检察官苟雨楼讲起赵阿姨的故事，我陷入沉思。16年前，她唯一的儿子在一场刑案中离世，法院判决罪犯马某赔偿4万元。她不懂法，不知道去申请执行，以为人没了、案子结了，一切就结束了。
直到今年春天，检察官辗转五家派出所，翻遍泛黄的户籍档案，在一栋老旧居民楼里找到她，递上那笔迟到了16年的赔偿款。老人攥着检察官的手，哭着说：“16年了，你们还记得。”
这句话，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也让我陷入另一个维度的思考，这笔钱，是“赎刑”的筹码吗？从采访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法律从来没有“赔了钱就可以减刑”的规定。减刑、假释的前提，始终是罪犯“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只是认定“悔改表现”的考量因素之一，既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一赔就减”。提存公证解决的，恰恰是一个技术性障碍：当罪犯有履行意愿和能力、却因被害人下落不明或拒绝接受而“赔不了”时，法律允许他通过提存方式完成赔偿义务，不让“履行不能”成为减刑假释程序中不应有的阻力。
换句话说，减不减刑，最终由法院综合全案裁定；而赔不赔得了，是这个程序能否启动的前提条件之一。
想明白这一点，再回头看这场围绕“公证提存”展开的制度探索，就能理解它真正撬动的价值。
是监狱的管理吗？是。当一个罪犯知道自己“赔得了”，他内心的焦躁和对抗就少了一分，踏实和希望就多了一分。“破罐子破摔”是最难管的，而有盼头的改造，是最好的管理。
是罪犯的改造吗？是。马某在信里写“让我有机会赎罪”，这句话的分量，比任何一次思想汇报都重。当一个罪犯的悔罪诚意被制度看见、被法律认可，改造就不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在的觉醒。
是被害人的权益吗？更是。赵阿姨拿到那4万元钱的时候，家里正为孙子的学费发愁。这笔钱谈不上能改变命运，但它告诉一个苦等了16年的母亲：法律没有忘记她，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终究有人记得去履行。
但在这三个“有利于”之外，我觉得这场探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价值——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监狱这两个字的含义。
长期以来，监狱在公众视野里是“关人的地方”，是刑事司法的“终点站”。案子判了，人送进去了，社会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别处了。可对于监狱里的人来说，判决不是结束，改造才刚刚开始。如何让一个犯了错的人在服刑期间找到赎罪的通道，如何在惩罚之外给他留一扇通往社会的门——这是刑事司法“最后一环”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社会治理无法绕开的课题。
“做这件事需要情怀。”苟雨楼说，“以我们的努力推动法治进步，推动社会治理，这就是意义所在。”
从张某的第一笔提存，到马某的16年归途，再到97名罪犯、180万元余元申请金额——筑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用大半年时间，把一条“沉睡的规定”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现实。
让真心悔罪的罪犯有路可走，让受伤害的被害人及家属有处可寻——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群众心坎，高墙内外，便都有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