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偷拍，应推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从事后追责转向源头治理。
　　当前刑事追责门槛过高是制约打击效果的关键因素，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款，适度降低“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中“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将“造成被害人重大精神痛苦或社会评价显著贬损”等情形纳入考量。同时，可探索设立“非法窃取他人隐私罪”作为独立罪名，将偷拍行为本身入刑，摆脱对器材专用性或传播后果的过度依赖。在民事层面，应统一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尺度，在偷拍侵权案件中推广惩罚性赔偿，提高偷拍者违法成本。
　　健全执法协作机制。建议由公安机关牵头，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平台，明确民宿、短租房等监管薄弱地带的责任主体。执法过程中应强化技术赋能，运用大数据分析追踪异常设备交易流向，推广便携式防偷拍检测设备在日常巡查中的应用。
　　此外，还要推动偷拍源头治理。应强制要求摄像头、智能家居等设备出厂时必须具备物理防偷拍设计，如不可拆卸的镜头盖、工作时必须亮起的提示灯。同时，建立摄像设备生产销售追溯制度，对违规改造、销售偷拍器材的企业和个人纳入行业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压实场所防护责任，依据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旅馆、公共浴室等隐私敏感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强制要求其定期进行偷拍设备检测并公示检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