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景雄
　　在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人民法庭“桃源”调解工作室的一张旧木桌上，整齐地放着九本笔记本。封面有的已经卷边，纸页微微发黄，里面密密麻麻写着人名、电话和一段段调解经过。这是69岁的退休法官马亚东三年多来的记录。
　　2022年从法院退休后，他来到南明区人民法院“老法官之家”，成了永乐人民法庭的一名调解员。三年多时间，他走遍永乐乡5个行政村，参与化解纠纷150余起。那九本笔记本，也就慢慢写满了。
　　“法官写的是判决书，调解员记的是人情账。”马亚东说，“把事情记下来，一是总结经验，二是对乡亲们有个交代。”
　　翻开最早的一本笔记，2022年12月8日的一页，字迹格外用力：“甘井村马某某侵权纠纷调解未成功。教训：一是单兵作战，单打独斗；二是调解方式单一；三是没有沉下去做农村工作；四是角色把握不好。”
　　这是他刚开始做调解员时的一次挫败。那天回到家，他把问题一条条写进笔记本。后来再翻看，他常说：“那次失败，把我打醒了。”
　　从那以后，笔记本里慢慢多了新的内容。“今天先去甘井村找了支书，了解了两家矛盾的来龙去脉”——这是对“单兵作战”的改正；“上午9点走访派出所魏警官，11点到卫生所找吴医生，和他们交流工作”——这是对“沉不下去”的突破；“提醒自己：现在是调解员，不是法官，少说法言法语，多说乡音乡情”——这是对“角色没扮演好”的警醒……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录，是他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调解办法。
　　慢慢地，他总结出一套“五步法”：听、询、诊、查、析——先听当事人的话，再询问细节，找出矛盾焦点，查清事实，最后把情理法说透。
　　“很多纠纷，其实就是一口气憋在那里。”他说，“先让人把话说出来，事情就好办了一半。”
　　翻看他的笔记，最醒目的往往不是案情，而是人名。“甘井村桐木凹组刘大爷，生活困难，需要重点关注。”“永乐村羊角组老张，组长，在村里说话有分量。”三年多时间，马亚东走访了300多户村民，把村组干部和不少村民的联系方式都记了下来。
　　他说，调解不是简单讲道理，而是做人的工作。“谁在村里有威望，谁最明事理，谁家里有难处，都得心里有数。”不少纠纷，正是靠着这些记录打开了局面。
　　有一次，一起探视权纠纷闹到了法庭。孩子母亲想看孩子，却被爷爷奶奶拒之门外。马亚东一天跑了三趟。早上找爷爷奶奶聊家常，中午和孩子母亲谈想法，晚上又上门做工作。不讲大道理，就聊家常，聊孩子的将来。最后，老人点了头，双方也就孩子探视和抚养费达成了一致。
　　还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妻闹到要分开。马亚东前后跑了好几趟。劝的时候，他不提法律条文，只问一些家常事：孩子谁接送、作业谁辅导、家里日子怎么过。最后一次调解，两人沉默了很久。丈夫先开口说：“我以后多关心家里的事情。”妻子也红了眼眶。
　　在马亚东看来，很多家庭纠纷看似小事，但如果不及时化解，就会越拖越深。
　　他的笔记里，不只有成功经验的记录，也有不少反思。2024年8月27日的一页写着：“吴某某与包某某纠纷。昨日调解方案不够细致，未明确分期付款金额。今日补充为每月至少还款1000元，直至付清。今后注意类似问题，精益求精。”
　　每调解完一件纠纷，他都会在笔记本上写几句：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三年多下来，九本笔记越写越厚。有时调解结束，夜深了，他还会坐在桌前，把当天的事情慢慢记下来。他说：“写下来，过几天再看一遍，就知道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够。”
　　如今，第十本笔记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永乐人民法庭的调解室里，马亚东仍然带着那支旧钢笔。调解间隙，他习惯把刚听到的情况随手记下来——人名、时间、事情经过，一笔一画，写得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