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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法治保障体系
■傅贤国 施璐 曹朴杙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以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颁布，为全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法治依据。在全国生育率普遍呈下降趋势的大背景下，贵州省正逐步从“人口红利期”迈向“人口压力期”。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2020年至2024年）贵州省的人口出生率呈现出波动下降后又小幅回升的态势：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13.7‰，2021年降至12.17‰，2022年下滑至11.03‰，2023年小幅下降至10.65‰，2024年略有回升、达到10.74‰。尽管现阶段贵州省的劳动力资源仍相对充裕，但出生人口减少、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趋势已然初露端倪。法治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有助于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区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法治政策基础
（一）国家立法与政策指引
作为生育友好法治框架的核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删除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性条款，增添普惠托育服务、生育补贴、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内容，为地方立法提供了根本遵循。《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从财税、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细化生育支持举措，强调构建全周期的生育支持体系。这些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确立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本方向，为地方立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二）贵州立法与政策实践
《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同时规定给予生育家庭补贴、落实带薪育儿假、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内容，还结合贵州省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尊重各民族的生育习俗。《贵州省母婴保健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幼儿保健等服务规范，加大了对边远贫困地区母婴保健工作的扶持力度，为提升生育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贵州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构建了多维度的生育支持体系：在经济补贴方面，灵活就业女职工可享受生育保险，分娩后人均可领取超过6000元的生育补助金，参保女职工产前检查最高可报销3200元；在服务保障方面，构筑普惠多元托育服务体系，开展“0—3岁托育全免费”试点，并将辅助生殖费用纳入医保；在权益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生育而降低其工资或辞退职工，强化了对女性就业平等的保护。这些地方立法与政策，形成了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二、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法治保障的现状
（一）立法维度：框架初步形成，但精准性与系统性不足
其一，政策精准度欠佳，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支持有所缺失。调研表明，35岁以上的适育女性受生育支持政策的影响较大，约为35岁以下年轻群体的两倍；低学历女性受家庭支持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显著；高学历女性更关注托育服务，但现有立法未作出差异化规定。其二，内容缺乏系统性，对于生育成本分担、托育服务供给、育儿假落实等关键问题的规定较为原则性，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虽规定了10天的育儿假，但未明确薪酬标准以及监督机制，致使政策难以落地实施。其三，立法滞后性明显，针对生育过程中的就业歧视、托育机构监管、育儿服务专业化等新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制。
（二）执法维度：举措逐步推进，但效能与均衡性待提升
其一，执法力度不均衡，城乡和区域差异明显。城市地区生育补贴发放及时、母婴保健服务完善，而边远贫困地区由于财政投入不足、执法力量薄弱，存在补贴发放延迟、婚前医学检查覆盖率低等问题。其二，执法监管存在漏洞，在托育机构准入、运营监管等领域存在执法缺失现象，部分民办托育机构存在设施简陋、人员资质不足等问题，影响了生育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选择。其三，政策落实监督不力，用人单位违反女性就业权益保护规定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劳动保障部门的执法查处力度不够，导致“生育歧视”问题难以得到根治。
（三）司法维度：保障初步起步，但救济渠道与案例指引不足
其一，司法救济渠道不够顺畅，适育妇女在遭遇生育歧视、生育补贴发放不到位等问题时，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较高的困境。其二，典型案例的指引作用不足，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致使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司法指引。其三，司法与行政的协同配合不够，对于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法律政策落实不到位、监管缺失等问题，司法监督力度不足，难以凝聚法治合力。
（四）守法维度：意识逐步增强，但认知偏差与习俗影响并存
其一，部分用人单位守法意识淡薄，对女性就业权益保护、带薪育儿假等政策的执行存在抵触心理，变相降低生育女职工的待遇，进而影响适育妇女的生育决策。其二，适育妇女自身的法治意识欠缺，对生育相关权益及救济渠道的认知不够全面，遭遇权益侵害时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其三，传统习俗与现代生育观念存在冲突，部分地区仍存在“重男轻女”思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时有发生；同时，部分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育习俗与现代母婴保健要求存在差异，对生育质量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调研显示，当前贵州适育女性的生育意愿已降至较低水平，未来生育水平有进一步下降的风险，这与守法意识不足、权益保障不到位密切相关。
三、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法治保障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健全立法体系，提高政策精准性与系统性
一是加大差异化立法力度，针对不同年龄、学历、区域的适育妇女提供差异化支持。例如，针对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加大医疗保障力度；对于高学历女性，重点完善托育服务供给；针对边远贫困地区，提高生育补贴额度。二是完善配套实施细则，优先启动《贵州省生育友好促进条例》的调研起草，同步梳理修改《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贵州省就业促进条例》《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等相关法规，落实薪酬标准、托育机构准入标准等相关内容。三是落实现有法规政策，重点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提质，细化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明确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适时制定《贵州省普惠托育服务条例》，补齐立法短板，规范托育机构的设立、运营与监管。
（二）强化执法效能，确保政策均衡性与执行性
一是推进执法资源的均衡配置，增加对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法投入，组建专门的生育政策执法队伍，确保生育补贴、母婴保健等政策在基层得以有效落实。二是强化重点领域的执法监管，严格开展对托育机构的准入审核和日常监管工作，严肃查处不达标的托育机构；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执法检查力度，对存在生育歧视行为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并将其纳入信用档案。三是建立政策落实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及时查处侵害生育权益的行为。
（三）完善司法保障，畅通权益救济渠道
一是优化司法救济程序，降低生育权益维权成本。对于生育歧视、补贴发放不到位等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减轻适育妇女的举证压力；设立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快速处理生育相关的劳动纠纷。二是加强典型案例指引，统一裁判标准。法院定期发布生育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司法指引；开展生育权益司法保护专项行动，提升司法保障的影响力。三是强化司法与行政协同，形成法治合力。检察机关通过行政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育支持政策落实、监管等职责。
（四）提升守法意识，营造生育友好法治氛围
一是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借助媒体、社区、医疗机构等渠道，广泛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着重宣传生育补贴、就业权益、救济渠道等内容，提高用人单位和适育妇女的法治意识。二是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宣传，比如为用人单位开展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专题培训，为适育妇女开展生育权益维权指导，在民族地区开展传统习俗与现代生育法治理念融合的宣传。三是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妇联、工会等积极参与生育法治宣传和权益保护工作，为生育家庭提供法律咨询、维权帮助等服务，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结语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其核心任务是系统性解决“生不起、养不起、育不起”的多维困境，是应对人口结构深刻变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法治不仅是政策的“升级版”，更是将生育支持从道德倡导转变为刚性责任、从短期红利固化为长期权利的关键举措，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最为根本、稳定且有力的制度保障。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回应现实人口危机、支撑长远发展战略、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的系统性工程，其紧迫性源于人口趋势的不可逆性，必要性在于保障贵州未来经济社会活力。
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法治保障体系，应将国家立法政策作为基本指引，立足贵州省多民族、欠发达的地域特色，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维度协同推进，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保驾护航：健全差异化的立法体系，强化均衡化的执法监管，完善多元化的司法救济，提升全民化的守法意识，构建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的法治保障体系，切实降低生育成本、保障女性权益、提高服务质量，激发适育妇女的生育意愿和能力，推动区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全国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法治参考。
（作者傅贤国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施璐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作者曹朴杙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以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颁布，为全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法治依据。在全国生育率普遍呈下降趋势的大背景下，贵州省正逐步从“人口红利期”迈向“人口压力期”。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2020年至2024年）贵州省的人口出生率呈现出波动下降后又小幅回升的态势：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13.7‰，2021年降至12.17‰，2022年下滑至11.03‰，2023年小幅下降至10.65‰，2024年略有回升、达到10.74‰。尽管现阶段贵州省的劳动力资源仍相对充裕，但出生人口减少、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趋势已然初露端倪。法治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有助于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区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法治政策基础
（一）国家立法与政策指引
作为生育友好法治框架的核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删除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性条款，增添普惠托育服务、生育补贴、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内容，为地方立法提供了根本遵循。《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从财税、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细化生育支持举措，强调构建全周期的生育支持体系。这些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确立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本方向，为地方立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二）贵州立法与政策实践
《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同时规定给予生育家庭补贴、落实带薪育儿假、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内容，还结合贵州省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尊重各民族的生育习俗。《贵州省母婴保健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幼儿保健等服务规范，加大了对边远贫困地区母婴保健工作的扶持力度，为提升生育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贵州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构建了多维度的生育支持体系：在经济补贴方面，灵活就业女职工可享受生育保险，分娩后人均可领取超过6000元的生育补助金，参保女职工产前检查最高可报销3200元；在服务保障方面，构筑普惠多元托育服务体系，开展“0—3岁托育全免费”试点，并将辅助生殖费用纳入医保；在权益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生育而降低其工资或辞退职工，强化了对女性就业平等的保护。这些地方立法与政策，形成了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二、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法治保障的现状
（一）立法维度：框架初步形成，但精准性与系统性不足
其一，政策精准度欠佳，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支持有所缺失。调研表明，35岁以上的适育女性受生育支持政策的影响较大，约为35岁以下年轻群体的两倍；低学历女性受家庭支持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显著；高学历女性更关注托育服务，但现有立法未作出差异化规定。其二，内容缺乏系统性，对于生育成本分担、托育服务供给、育儿假落实等关键问题的规定较为原则性，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虽规定了10天的育儿假，但未明确薪酬标准以及监督机制，致使政策难以落地实施。其三，立法滞后性明显，针对生育过程中的就业歧视、托育机构监管、育儿服务专业化等新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制。
（二）执法维度：举措逐步推进，但效能与均衡性待提升
其一，执法力度不均衡，城乡和区域差异明显。城市地区生育补贴发放及时、母婴保健服务完善，而边远贫困地区由于财政投入不足、执法力量薄弱，存在补贴发放延迟、婚前医学检查覆盖率低等问题。其二，执法监管存在漏洞，在托育机构准入、运营监管等领域存在执法缺失现象，部分民办托育机构存在设施简陋、人员资质不足等问题，影响了生育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选择。其三，政策落实监督不力，用人单位违反女性就业权益保护规定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劳动保障部门的执法查处力度不够，导致“生育歧视”问题难以得到根治。
（三）司法维度：保障初步起步，但救济渠道与案例指引不足
其一，司法救济渠道不够顺畅，适育妇女在遭遇生育歧视、生育补贴发放不到位等问题时，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较高的困境。其二，典型案例的指引作用不足，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致使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司法指引。其三，司法与行政的协同配合不够，对于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法律政策落实不到位、监管缺失等问题，司法监督力度不足，难以凝聚法治合力。
（四）守法维度：意识逐步增强，但认知偏差与习俗影响并存
其一，部分用人单位守法意识淡薄，对女性就业权益保护、带薪育儿假等政策的执行存在抵触心理，变相降低生育女职工的待遇，进而影响适育妇女的生育决策。其二，适育妇女自身的法治意识欠缺，对生育相关权益及救济渠道的认知不够全面，遭遇权益侵害时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其三，传统习俗与现代生育观念存在冲突，部分地区仍存在“重男轻女”思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时有发生；同时，部分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育习俗与现代母婴保健要求存在差异，对生育质量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调研显示，当前贵州适育女性的生育意愿已降至较低水平，未来生育水平有进一步下降的风险，这与守法意识不足、权益保障不到位密切相关。
三、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法治保障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健全立法体系，提高政策精准性与系统性
一是加大差异化立法力度，针对不同年龄、学历、区域的适育妇女提供差异化支持。例如，针对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加大医疗保障力度；对于高学历女性，重点完善托育服务供给；针对边远贫困地区，提高生育补贴额度。二是完善配套实施细则，优先启动《贵州省生育友好促进条例》的调研起草，同步梳理修改《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贵州省就业促进条例》《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等相关法规，落实薪酬标准、托育机构准入标准等相关内容。三是落实现有法规政策，重点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提质，细化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明确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适时制定《贵州省普惠托育服务条例》，补齐立法短板，规范托育机构的设立、运营与监管。
（二）强化执法效能，确保政策均衡性与执行性
一是推进执法资源的均衡配置，增加对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法投入，组建专门的生育政策执法队伍，确保生育补贴、母婴保健等政策在基层得以有效落实。二是强化重点领域的执法监管，严格开展对托育机构的准入审核和日常监管工作，严肃查处不达标的托育机构；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执法检查力度，对存在生育歧视行为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并将其纳入信用档案。三是建立政策落实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及时查处侵害生育权益的行为。
（三）完善司法保障，畅通权益救济渠道
一是优化司法救济程序，降低生育权益维权成本。对于生育歧视、补贴发放不到位等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减轻适育妇女的举证压力；设立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快速处理生育相关的劳动纠纷。二是加强典型案例指引，统一裁判标准。法院定期发布生育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司法指引；开展生育权益司法保护专项行动，提升司法保障的影响力。三是强化司法与行政协同，形成法治合力。检察机关通过行政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育支持政策落实、监管等职责。
（四）提升守法意识，营造生育友好法治氛围
一是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借助媒体、社区、医疗机构等渠道，广泛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着重宣传生育补贴、就业权益、救济渠道等内容，提高用人单位和适育妇女的法治意识。二是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宣传，比如为用人单位开展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专题培训，为适育妇女开展生育权益维权指导，在民族地区开展传统习俗与现代生育法治理念融合的宣传。三是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妇联、工会等积极参与生育法治宣传和权益保护工作，为生育家庭提供法律咨询、维权帮助等服务，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结语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其核心任务是系统性解决“生不起、养不起、育不起”的多维困境，是应对人口结构深刻变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法治不仅是政策的“升级版”，更是将生育支持从道德倡导转变为刚性责任、从短期红利固化为长期权利的关键举措，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最为根本、稳定且有力的制度保障。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回应现实人口危机、支撑长远发展战略、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的系统性工程，其紧迫性源于人口趋势的不可逆性，必要性在于保障贵州未来经济社会活力。
贵州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法治保障体系，应将国家立法政策作为基本指引，立足贵州省多民族、欠发达的地域特色，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维度协同推进，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保驾护航：健全差异化的立法体系，强化均衡化的执法监管，完善多元化的司法救济，提升全民化的守法意识，构建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的法治保障体系，切实降低生育成本、保障女性权益、提高服务质量，激发适育妇女的生育意愿和能力，推动区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全国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法治参考。
（作者傅贤国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施璐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作者曹朴杙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