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姚强 通讯员 邓成燕 樊淦
　　“谢谢法官！20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手持调解协议书，谭某琴热泪盈眶，声音里满是激动与感激。
　　这起跨越20年的纠纷，源于印江自治县两户至亲——安某平与谭某琴一家。2008年，一份遗嘱继承引发的矛盾，让土地权属、血脉亲情与法律规定交织纠缠，不仅撕碎了两家人的和睦，更成为基层治理中的“硬骨头”。2024年，当两家人最终对簿公堂时，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创新运用“法官说法、干部说理、村民说情”的“三说会堂”，成功让这起积怨20年的“死结”圆满化解。
　　20年前埋下矛盾种子
　　纠纷的双方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原告安某平是安某军的侄子，被告谭某琴是安某军之子安某乾的遗孀，安某秋、安某艳则是两人的女儿。
　　矛盾的种子早在2005年便已埋下。那年，谭某琴的丈夫安某乾突然离世，留下她与两个年幼的女儿。为维持生计，也为让孩子在重庆接受更好的教育，谭某琴带着女儿远走他乡，并将户口迁至重庆。可她未曾想到，这个无奈的选择，竟成了安某平一家指责她“抛弃家庭”“逃避赡养”的借口。
　　此后每年春节，谭某琴母女返乡，迎来的从不是亲人的温暖，而是安某平一家的恶语相向：“丢下老人不管，迟早遭报应！”“俩丫头跟你一样没良心！”更伤人的是，安某平一家甚至否认两个孩子与安家的血缘关系，两次将她们拦在安家大门外。曾经亲密的亲人，渐渐成了见面就红脸的“陌生人”。
　　2008年，安某军（安某乾父亲、安某平叔叔）去世，矛盾彻底爆发。安某平一家未通知远在重庆的谭某琴母女，悄悄安葬了老人，随后拿出一份“遗嘱”，声称安某军名下的土地、山林等所有财产均归自己所有。
　　接到消息的谭某琴连夜赶回老家，看着公公新立的坟茔，攥着那份从未见过的“遗嘱”，又气又急：“我丈夫是他亲儿子，我女儿是他亲孙女，凭啥没我们的份？这遗嘱肯定是假的！”气不过的谭某琴，拔掉了安某平种在争议土地上的菜；安某平则拿着“遗嘱”强硬回应，拔一次就再种一次。口角升级为争执，甚至闹到需要报警，村、镇干部前后调解几十次——从最初在村委会围坐谈心，到后来只能分头传话、两头安抚。
　　“三说会堂”融“坚冰”
　　20年过去，原本的亲人彻底成了“仇人”，土地里长的不再是庄稼，而是两家人越积越深的怨恨。
　　“不能只盯着‘遗嘱有效与否’，关键要解开两家人心里的结。”面对这起棘手的纠纷，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没有“就案办案”，而是锚定“治根”目标，依托该院创新推出的“三说会堂”解纷模式，通过“明法、讲理、说情”三步，逐步融化两家人心中的“坚冰”。
　　“遗嘱中关于土地、山林继承的约定，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这部分无效！”调解现场，法官用村民听得懂的“大白话”拆解法律条文：农村土地承包权实行“户内继承”，安某军去世后，应由户内亲属续包，不能凭遗嘱转给侄子；谭某琴户口虽已迁走，但她的女儿是安某军的亲孙女，依法享有续包权益。
　　同时，法官也客观指出：安某平多年来照料老人、耕种土地、管理山林，付出有目共睹，理应获得合理补偿。这番清晰的“说法”，让双方原本坚定的“执念”开始松动——谭某琴明确了女儿的权益有法律撑腰，安某平也意识到“独占财产”于法无据。
　　温情调解终化干戈
　　法律底线划清后，村、镇干部接过“话茬”，结合当地“亲戚互助”的传统习俗讲道理。对安某平，干部们说：“你照顾老人、耕种土地，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想把财产全占了，既不合法律，也对不起‘亲戚’二字。”
　　对谭某琴，干部们则耐心劝导：“你为孩子迁户口是出于好意，但这么多年没在村里生活，对土地的依赖度没那么高，要是硬要把地全收回来，乡邻们也难认可。”没有生硬的指责，只有换位思考的疏导，让双方慢慢放下了“非赢即输”的对抗心态。
　　“还记得吗？当年安某军总把你抱在怀里，给你塞糖吃！”“安某乾走后，安某平也帮着照看了一阵子老人……”调解的最后，参与的家族长辈、老邻居打开了话匣子。他们见证了这个家族的起起落落，熟悉每一代人的故事，话语里满是“情感温度”。
　　这些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两家人尘封的记忆：安某平想起小时候叔叔安某军对自己的疼爱，谭某琴也记起安某平曾在自家最难时伸出的援手。20年的怨恨，在共同的家族回忆中渐渐消解，对立的情绪慢慢软化。
　　最终，两家人在“三说会堂”上达成和解，安某平随后向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这起横跨20年的积怨，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