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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1980年的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是多少吗？
1980年1月15日至19日，贵州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出席代表1018人。大会选举徐健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肃等13人为副主任，王纲正等45人为常委会委员，贵州省人大开始设立常务委员会，在贵州人大建设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选举苏钢为贵州省省长，石文礼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盛北光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实行县级直接选举，是我国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为了把直接选举的工作做好，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后，在24个县（区）进行试点。1980年8月，召开了全省选举工作会议，总结了试点经验，布置了全省的选举工作。当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听取了有关方面报告，制订颁布《贵州省选举暂行实施细则》，作出“关于选举工作的决定”。充实了省选举委员会，健全了办事机构，统一主持全省的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到1981年1月，在全省87个县级单位中，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有47个单位；代表已选出尚未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有33个单位；正在进行选举的有4个单位；尚待开展选举工作的有3个单位。通过选举，广大干部、群众较普遍地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增强了法制观念，增强了主人翁意识。
在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提出的关于我省分期、分批全面实施《刑事诉讼法》的报告和延长办理刑事案件期限的建议。先后作出了“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划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延长办理刑事案件期限的决议”，决定在1980年内，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期限，予以适当延长；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逮捕、侦查、预审、批捕、起诉以及公开审判、陪审、辩护等各项诉讼制度，必须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地逐步实施。建立律师制度，筹建律师协会，全省有9个县、市建立了法律顾问处，当时有律师工作人员104人，开展了律师业务活动。
省人大常委会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还审议了《贵州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城镇卫生管理暂行条例（草案）》。听取、审议了省人民政府“一九八○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关于控制物价、制止乱砍滥伐森林、整顿社会治安、环境保护、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年来，任命了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工作人员5人；决定任免省人民政府及所属厅、局、委、办负责人52人；批准任免和任命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269人，任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158人。
省人大常委会成立一年多来，召开过8次常委会会议和多次在贵阳市的常委会委员学习座谈会。在省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意见”，设立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开展机关日常工作，设立了省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科教、法制、民族5个小组，逐步开展工作。
1981年2月23日至3月1日，贵州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贵阳召开。2月23日，省长苏钢作工作报告。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报告中指出了我省一九八○年国民经济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并进行深刻剖析。
他说，从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到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们对于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就可以大干快上。建设方针上，脱离实际，对工业发展要受农业制约这一点缺乏认识，要求搞所谓“现代化工业省”，强调“以钢为纲”，孤立地搞重工业，大搞水钢会战，并提出到本世纪末建成“一个鞍钢，两个开滦”“三个基地”。口头上讲重农轻重，实际上做的是重重轻农。在农业上，继续提“以粮为纲”，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多种经营。在计划安排上，不是量力而为和循序渐进，而是忽视经济效果，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提出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八”“工业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财政收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二”。基本建设投资大大超过我们财力、物力的负担能力，而且又主要用于搞短期不能见效的重工业。在一九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指导下，组织了柴油机、拖拉机、汽车、水电设备和凿岩机五项会战。一九七七年冬和一九七八年春，全省农村动员六百多万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超吃口粮近六亿斤。不久，又提出全省每年新增蓄水库容十亿方的高指标。在政策上，也搞了“左”的一套，如对农业搞高估产、高征购，继续强调所谓“方向道路”，肯定“穷过渡”和自留地“集体代耕”，改变农村场期，限期纠正包产责任制。这种对包产责任制的错误态度，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年春。
他说，在工作作风上，习惯于大轰大嗡、“一刀切”，搞形式主义。对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的这些错误及后果，我们一直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进行清理。对贵州的省情又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习惯于照抄、照搬、照套上面和外面的东西，因此在一九八○年贯彻调整方针时，认识很不深刻，思想很不统一，措施很不得力。我省重工业生产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很大，在调整中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有些产品还受铁路运输的制约。我们在安排计划时，对这些因素考虑不够，加上又没有对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整顿、改组，该上的没有搞上去。一九八○年重工业比一九七九年下降幅度较大，虽然轻工业有所增长，但是抵不上重工业的下降数，因而影响到全年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产生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对调整形势认识不足，对我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缺乏分析，工作抓得不力。
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王昭浦向大会报告了贵州省1979年财政决算、198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81年财政预算情况。他说，初步统计，1980年地方财政收入五亿八千一百五十二万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全国人大成立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45周年，2023年贵州全省财政总收入3665.19亿元，是1980年地方财政收入的600多倍！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实行县级直接选举，是我国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为了把直接选举的工作做好，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后，在24个县（区）进行试点。1980年8月，召开了全省选举工作会议，总结了试点经验，布置了全省的选举工作。当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听取了有关方面报告，制订颁布《贵州省选举暂行实施细则》，作出“关于选举工作的决定”。充实了省选举委员会，健全了办事机构，统一主持全省的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到1981年1月，在全省87个县级单位中，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有47个单位；代表已选出尚未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有33个单位；正在进行选举的有4个单位；尚待开展选举工作的有3个单位。通过选举，广大干部、群众较普遍地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增强了法制观念，增强了主人翁意识。
在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提出的关于我省分期、分批全面实施《刑事诉讼法》的报告和延长办理刑事案件期限的建议。先后作出了“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划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延长办理刑事案件期限的决议”，决定在1980年内，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期限，予以适当延长；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逮捕、侦查、预审、批捕、起诉以及公开审判、陪审、辩护等各项诉讼制度，必须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地逐步实施。建立律师制度，筹建律师协会，全省有9个县、市建立了法律顾问处，当时有律师工作人员104人，开展了律师业务活动。
省人大常委会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还审议了《贵州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城镇卫生管理暂行条例（草案）》。听取、审议了省人民政府“一九八○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关于控制物价、制止乱砍滥伐森林、整顿社会治安、环境保护、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年来，任命了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工作人员5人；决定任免省人民政府及所属厅、局、委、办负责人52人；批准任免和任命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269人，任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158人。
省人大常委会成立一年多来，召开过8次常委会会议和多次在贵阳市的常委会委员学习座谈会。在省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意见”，设立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开展机关日常工作，设立了省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科教、法制、民族5个小组，逐步开展工作。
1981年2月23日至3月1日，贵州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贵阳召开。2月23日，省长苏钢作工作报告。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报告中指出了我省一九八○年国民经济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并进行深刻剖析。
他说，从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到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们对于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就可以大干快上。建设方针上，脱离实际，对工业发展要受农业制约这一点缺乏认识，要求搞所谓“现代化工业省”，强调“以钢为纲”，孤立地搞重工业，大搞水钢会战，并提出到本世纪末建成“一个鞍钢，两个开滦”“三个基地”。口头上讲重农轻重，实际上做的是重重轻农。在农业上，继续提“以粮为纲”，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多种经营。在计划安排上，不是量力而为和循序渐进，而是忽视经济效果，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提出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八”“工业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财政收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二”。基本建设投资大大超过我们财力、物力的负担能力，而且又主要用于搞短期不能见效的重工业。在一九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指导下，组织了柴油机、拖拉机、汽车、水电设备和凿岩机五项会战。一九七七年冬和一九七八年春，全省农村动员六百多万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超吃口粮近六亿斤。不久，又提出全省每年新增蓄水库容十亿方的高指标。在政策上，也搞了“左”的一套，如对农业搞高估产、高征购，继续强调所谓“方向道路”，肯定“穷过渡”和自留地“集体代耕”，改变农村场期，限期纠正包产责任制。这种对包产责任制的错误态度，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年春。
他说，在工作作风上，习惯于大轰大嗡、“一刀切”，搞形式主义。对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的这些错误及后果，我们一直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进行清理。对贵州的省情又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习惯于照抄、照搬、照套上面和外面的东西，因此在一九八○年贯彻调整方针时，认识很不深刻，思想很不统一，措施很不得力。我省重工业生产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很大，在调整中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有些产品还受铁路运输的制约。我们在安排计划时，对这些因素考虑不够，加上又没有对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整顿、改组，该上的没有搞上去。一九八○年重工业比一九七九年下降幅度较大，虽然轻工业有所增长，但是抵不上重工业的下降数，因而影响到全年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产生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对调整形势认识不足，对我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缺乏分析，工作抓得不力。
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王昭浦向大会报告了贵州省1979年财政决算、198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81年财政预算情况。他说，初步统计，1980年地方财政收入五亿八千一百五十二万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全国人大成立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45周年，2023年贵州全省财政总收入3665.19亿元，是1980年地方财政收入的600多倍！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