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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什么时候设立常委会的？
1957年下半年后，各级人大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自1964年12月21日召开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10年没有再召开会议。
“五四宪法”曾规定，全国人大设常委会，没有规定地方人大设常委会。那时地方各级人大没有在人民委员会（政府）以外另设常务机关。但随着人大工作发展，地方人大工作不是人民委员会能够承担的，需要地方人大单设一个机构来处理。
对于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如何进一步健全人大制度进行了专题研究。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曾提出，现在的省、市、自治区和县人大没有常设机关，在大会闭幕之后，没有一个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机关。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在今天就不完全适宜了。因此，在县级以上地方人大有考虑设立常委会的必要。196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在“文革”中又一次搁置下来。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全国人大功能恢复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时，与地方人大设立常设机关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鉴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是否设立常委会和是否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是修改地方组织法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选举法修改的重要前提。
1979年5月17日，针对以上问题，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同志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否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和设常务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对此问题有3个方案：（1）用立法手续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这样做，不赞成的人可能很多。（2）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这样做，在名义上虽然取消了革命委员会，但对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和改进；同时，也牵连到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文问题，还可能引出地方各级人代会是否设立常委会的问题，这次人大会议是否提出这个法案，也值得考虑。（3）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包括省长、市长、县长等的职称），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些。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了这个报告，邓小平同志作出批示：“我赞成第三方案，相应的这次人大只修改宪法这一条，其他不动。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下。”
根据中央精神，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决定，将地方组织法草案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设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自治县人大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的议案》(即后来的《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6月26日下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关于刑法等7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彭真在说明中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说，我国必须认真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实现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彭真说，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民政府是地方的行政机关。由于这个改革，在全国县以上各级地方范围内，人民经过自己的代表、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将大大加强对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大大加强自己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6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7个法律草案的审查报告。7月1日，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7个法律。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
从1957年提出到1979年实现，时隔几十年，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1979年8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成立，是我国第一个建立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不久，青海、新疆也先后成立人大常委会。
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的决议》。当年，就有河南、甘肃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在年内成立了常委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1月成立。这届人大常委会存在3年4个月，共召开过21次会议。由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是新的工作，只能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兄弟省市人大常委会学习中不断取得新进步。这年上半年，又有宁夏、湖北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成立。
到1980年6月，各省级人大常委会都建立了起来。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五四宪法”曾规定，全国人大设常委会，没有规定地方人大设常委会。那时地方各级人大没有在人民委员会（政府）以外另设常务机关。但随着人大工作发展，地方人大工作不是人民委员会能够承担的，需要地方人大单设一个机构来处理。
对于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如何进一步健全人大制度进行了专题研究。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曾提出，现在的省、市、自治区和县人大没有常设机关，在大会闭幕之后，没有一个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机关。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在今天就不完全适宜了。因此，在县级以上地方人大有考虑设立常委会的必要。196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在“文革”中又一次搁置下来。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全国人大功能恢复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时，与地方人大设立常设机关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鉴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是否设立常委会和是否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是修改地方组织法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选举法修改的重要前提。
1979年5月17日，针对以上问题，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同志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否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和设常务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对此问题有3个方案：（1）用立法手续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这样做，不赞成的人可能很多。（2）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这样做，在名义上虽然取消了革命委员会，但对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和改进；同时，也牵连到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文问题，还可能引出地方各级人代会是否设立常委会的问题，这次人大会议是否提出这个法案，也值得考虑。（3）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包括省长、市长、县长等的职称），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些。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了这个报告，邓小平同志作出批示：“我赞成第三方案，相应的这次人大只修改宪法这一条，其他不动。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下。”
根据中央精神，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决定，将地方组织法草案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设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自治县人大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的议案》(即后来的《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6月26日下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关于刑法等7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彭真在说明中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说，我国必须认真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实现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彭真说，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民政府是地方的行政机关。由于这个改革，在全国县以上各级地方范围内，人民经过自己的代表、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将大大加强对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大大加强自己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6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7个法律草案的审查报告。7月1日，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7个法律。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
从1957年提出到1979年实现，时隔几十年，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1979年8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成立，是我国第一个建立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不久，青海、新疆也先后成立人大常委会。
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的决议》。当年，就有河南、甘肃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在年内成立了常委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1月成立。这届人大常委会存在3年4个月，共召开过21次会议。由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是新的工作，只能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兄弟省市人大常委会学习中不断取得新进步。这年上半年，又有宁夏、湖北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成立。
到1980年6月，各省级人大常委会都建立了起来。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