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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讲人大之十九：十年“文革”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打开办公桌上一本发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里面印有毛泽东像和会议场景的两张照片，毛主席语录有两页，一页写着：“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后面登载了大会公告、宪法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任命名单、新闻公报等内容，十分详尽。但在当时，这个大会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
据《中国人大》和《人大回忆录》《周恩来与四届人大》等文章记载，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十年“文革”中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9年后，第一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且是在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下举行的。
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忆，接到会议的通知第一条就是“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会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电话，不要会客。”代表团驻地也是戒备森严，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开会的消息一点不透风。就连去人民大会堂走的也是秘密通道。
自1964年12月21日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多年没有再召开会议。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于1968年至1969年内召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大会被中断多年。党的九大后，1970年上半年，局势相对稳定，于是开始酝酿、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却是在此之后4年多才召开的。为什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迟迟不能召开呢？原因就在于从1970年到1975年，我国经历了激烈复杂的斗争，党和国家同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0年9月6日，第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搁置下来。
1973年初，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进一步强调：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是满意的。党的十大之后，召开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了。毛泽东提出他不当代表，也不参加会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建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推选的，有的是指定的或特邀的。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885名，其中：中共党员占76.3%，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8.3%；工人占28.2%，农民占22.9%，干部占11.2%，解放军占16.85%，知识分子占11.99%，归国华侨占1.03%；少数民族占9.4%，妇女占22.63%。中共党员和工农代表所占代表总数的比例都大大高于前三届。这次大会的议程有：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工作人员。
大会举行了7天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只举行了5天，第一天大会开幕，最后一天大会闭幕，中间三天分组讨论。周恩来抱病出席大会并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1965年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会议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从而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第四届全国人大只召开了这一次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尽管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它的根基仍然存在。四届全国人大所起的作用虽然很有限，但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以及其中的革命家和老干部，为今后领导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据《中国人大》和《人大回忆录》《周恩来与四届人大》等文章记载，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十年“文革”中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9年后，第一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且是在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下举行的。
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忆，接到会议的通知第一条就是“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会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电话，不要会客。”代表团驻地也是戒备森严，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开会的消息一点不透风。就连去人民大会堂走的也是秘密通道。
自1964年12月21日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多年没有再召开会议。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于1968年至1969年内召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大会被中断多年。党的九大后，1970年上半年，局势相对稳定，于是开始酝酿、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却是在此之后4年多才召开的。为什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迟迟不能召开呢？原因就在于从1970年到1975年，我国经历了激烈复杂的斗争，党和国家同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0年9月6日，第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搁置下来。
1973年初，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进一步强调：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是满意的。党的十大之后，召开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了。毛泽东提出他不当代表，也不参加会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建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推选的，有的是指定的或特邀的。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885名，其中：中共党员占76.3%，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8.3%；工人占28.2%，农民占22.9%，干部占11.2%，解放军占16.85%，知识分子占11.99%，归国华侨占1.03%；少数民族占9.4%，妇女占22.63%。中共党员和工农代表所占代表总数的比例都大大高于前三届。这次大会的议程有：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工作人员。
大会举行了7天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只举行了5天，第一天大会开幕，最后一天大会闭幕，中间三天分组讨论。周恩来抱病出席大会并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1965年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会议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从而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第四届全国人大只召开了这一次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尽管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它的根基仍然存在。四届全国人大所起的作用虽然很有限，但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以及其中的革命家和老干部，为今后领导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