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荣根
　　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史上独树一帜。我国古代法蕴含丰富的智慧和资源，其中重要体现就是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华思想风味的独特概念与范畴。正是这部《法与名》的书稿，让我享受“炳烛之明”的老年读书之乐，同时还触发了对自己学研过程的自省自谏之思。
　　“名”，在先秦诸子中称得上是热门话题。不独名家学派，儒、道、法、墨、杂等诸子百家对“名”也多有深刻阐发，构成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瑰丽景观。《老子》首章在“道可道，非常道”后，紧接着是对称性的另一半六字玄妙哲言：“名可名，非常名。”孔子留给为政者的箴铭是“正名”两个字（《论语·子路》）。《荀子》书有《正名》专论。《公孙龙子》亦有《名实论》专篇。管子学派说：“有名则治，无名则乱。”（《管子·枢言》）韩非主张君主“执一”而独制天下，也搬出他的“名”论：“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韩非子·扬权》）申不害把“名”提升到“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申子·大体》）的高度。秦汉之际各家也竞相说“名”，力图掌控“名”的话语权。汉儒奏出了新儒学关于“名”的强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礼记·大传》）其中，尤以被誉为“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论之最力：“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将正名作为君主欲实现国家大治的宪章之首。随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被“独尊”，诸家关于“名”的学说亦归于一统，热闹已久的“名”学也就由此走向终结。至《白虎通德论》颁行，将“爵”“号”“谥”等一一“正名”，“名”由是完成了“为政之首”“至治之务”的制度性建构。足见，“名”学不仅对汉语言学、逻辑学有肇造之功，而且在伦理道德、政治法制层面上发挥着定向、创制作用。“名”，确实是中华传统政治学、法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一个含义宏富的法哲学核心范畴。对“名”的研究也是破解中华法文化的“遗传密码”的有效路径。
　　本书作者研析道：“名”的含义极为博杂，大致可划分为指称性的“名”和指导性的“名”这两种基本含义。前者主要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后者主要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名”。后者最能代表中国思想史“名”范畴的本质所在。名家学派对逻辑之名的辨正也是为了政治伦理上的“正名”，其目的也在于政治关切。书稿梳理了丰富史料，通过研究指出，“名”之范畴具有丰富的政治法律意义，由“名”而延伸的名法、刑名、正名、名分、名位、名例、名教等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名”思想是传统法典的枢纽与灵魂，也是古代中国法哲学能立于世界法哲学之林的根基。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探寻礼法中国的基因与底蕴所在，其立论颇具创见性。
　　《法与名》书稿在体系结构、篇章设置、写作方法上别开生面，可谓匠心独运。就篇章结构而言，作者先由绪论立论，再分编展开。绪论是一篇较有深度的“法与名”的法哲学专论，以此引领全书。主体部分从“典籍论述”“法典记载”“案例呈现”“文学表达”四个方面通过丰富史料来呈现“名”所具有的法哲学内容。本书作者在梳理“名”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对成体系的史料进行分类汇编，提炼主题，然后用心写好篇序、章序、节序和题记以提纲挈领。这不失一种运思精巧的写作方式，既避免了脱离史料的先入为主，也摆脱了堆砌史料的机械呆板。书稿中这些丰富的篇序、章序、节序和题记颇有见地，不乏文采。这样赋予了史料以法哲学的血肉和灵魂，从而使书稿成为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一本史料辑录。
　　书稿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关于古籍分类，典籍、法典、案例、文学四块之间存在诸多交叉之处。“典籍”一词外延甚广。法典就是一种典籍，文学类也一样，案例则多散嵌于典籍中。我们研究“名”学，对古籍资料的分类及其篇名能定得愈准确愈好。此外，绪论和篇章序文、题记还可以打开思路。比如，“名”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以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功能值得进一步深析，还可讨论“名”之法哲学在现在治国理政中的价值。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对“名”的正面肯定，还应该包括对其负向度的揭示，如“名”与阴谋权术的关系。“名”思想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治道与权术夹杂着的。法家“刑名法术”的本质不过为帝制君主专制之工具。我一再呼吁，现代法治绝非商、韩、李斯、嬴政所论所行的法家之治。我们必须对“刑名法术之学”的危害保持警惕。
　　该著选题之宏大，仅就史料而言，既博且杂，搜罗编纂之难，可以想见。这套“丛书”跨法史法理等多学科，但总体上偏法史。作者乃法理博士，非法史出身，跨学科的研究难度自然极大。从书稿中看得出，他做得颇为辛苦，耗了不少心血。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一乐”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教师这一行最大的乐趣。我以为，通过《法与名》的写作，作者不仅推进了自己对传统法文化的学习与研究，而更多的收获还在于得到心性的锤炼、学术兴趣的凝练和学术品性的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