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观念中，未成年人被视为“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其权益常被包裹在“家庭自治”或“成人意志”中，行政权力极少介入亲子关系。但是，随着《儿童权利宣言》等国际规则的出台，“国家亲权”理念逐渐确立，当家庭监护失灵时，国家必须站出来保护未成年人。从1991年首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到2021年新修订的未保法增设“政府保护”等专章，形成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
　　在学校“越界”与“缺位”的背后，是对“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的误读，本质都是对未成年人主体地位的忽视。而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失效，本质是“惩罚思维”对“修复思维”的挤压。当行政机关将行政违法记录视为“管理工具”而非“成长记录”，当社会以“有色眼镜”看待有过错的孩子，我们会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渐行渐远。
　　建议推动专项立法，明确学校管理的“负面清单”和矫治机构的“责任清单”，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细化“违法记录封存”的全流程规范，杜绝“内部泄露”，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通过立法和规范，明确行政权力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边界，让行政之手“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越界”与“缺位”现象的发生。建立对行政履职情况的独立评估制度，以孩子的感受为检验保护成效的标准，确保行政权力的行使符合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