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教育行政部门应从一些教育领域适当退出”
　　教师的惩戒权不是谁赋予的，而是教师这个工作所必需的。有人认为教师的惩戒权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学校赋予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在教育实践中普及惩戒权，让教师能够自主使用，就是在使用惩戒权。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该从一些教育领域适当退出，让教师能够正常行使惩戒权利。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就必须坚持依法治教”
　　当前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存在阻力，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学校把“零举报”作为考核教师的指标。要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就必须坚持依法治教。建议教育部门理性对待举报，查实有据就依法依规处理，查无实据则及时澄清舆情误解。若查实存在恶意举报、造谣生事，更应支持教师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利。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细化案例解读，让教师明确惩戒边界”
　　我们不应该避讳教育里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去记录、分析这些案例，细化出现什么情况是老师的责任，出现什么情况是学生有问题，这有利于老师进行教育管理乃至惩戒。建议教育部门可以通过细化案例解读的方式，让教师明确具体的惩戒边界。
　　樊秀娣（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惩戒权应在全社会进行普及”
　　建议相关部门不仅要组织教师学习研讨教育惩戒权，还要在全社会进行宣传，让社会、家长和学生明晰惩戒和正常惩戒范围。让教师有底气，学生也能进行监督。